中国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
彭修文（1931－1996），1931年2月7日（农历庚午年腊月二十日）生于湖北省武汉市。五岁丧父,生活靠外祖父供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外祖父一家逃难到四川。由于父辈的爱好，自幼耳濡目染民族乐器,深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7岁从叔父学胡琴，后从刘泽隆、何轶群先生学习琵琶和小提琴，1944年就读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师从二胡演奏家、教育家瞿安华先生。1946年在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参加当地广播电台国乐团的演奏活动，1950年进入重庆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任文艺组编辑，开始接触世界诸多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同时刻苦研读大量音乐专著，正式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
1952年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他从此踏上了探索、实践、发展中国民族音乐的艰辛的艺术道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逐步成为中国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
1953年4月,彭修文先生应调参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创建工作。在广播民族乐团首任团长张晋德的倡导下,彭修文先生首先抓乐队编制和乐器改革。在吸收前人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弓弦、弹拨、吹管、打击四个声部组合的中国现代民族乐队编制的构想,使民族管弦乐队进一步扩大音域,增加音量、提高音质,并以此为指导思想首创了新中国第一支新型的专业民族管弦乐队---中国广播民族乐团。1954年12月开始,他任该团责任指挥,此后又任副团长、团长、艺术指导、首席指挥.他为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编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一贡献被民乐界所公认,并为许多海内外民乐团体所效仿。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倡导和推动乐器改革。并被国家文化部聘任为中国民族乐器改革专家组组长。在他的推动下,广播民族乐团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并获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发明奖。许多乐器改革成果被海内外民乐界广泛推广和应用。
彭修文先生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改编创作了一大批久演不衰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他创作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曲四百余首。在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致力于中国民族管弦乐多声部写作及交响性的研究和探索。
代表作品有五十年代的《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气壮山河》、音乐传奇《秦香莲》；六十年的《月儿高》、《抗日战争歌曲主题狂想曲》；七十年代的《丰收锣鼓》、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乱云飞》、交响诗《流水操》；八十年代的《灵山梵呗》、《云中鹤》、交响诗《怀》、幻想曲《秦.兵马俑》；九十年代的套曲《十二月》、第一交响乐《金陵》等，都成为中国民族管弦各个发展阶段的典范和标志。交响诗《流水操》曾获1984年中国民族器乐作品评选一等奖，《怀》获三等奖。他的作品数量多、题材广、体裁丰富，体现了他高深的文学、历史和艺术修养，为中国民族乐器演奏法、中国民族器乐作曲法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器法提供了范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作为一位东西方音乐文化融合与交流的实践者，他有意识地将世界音乐经典如莫扎特《弦乐小夜曲》、贝多芬《雅典的废墟》、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德沃夏克《自新大陆》、比才《卡门》组曲，莫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德彪西《云》、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组曲等三十余部作品，移植改编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雄辩地验证了中国现代民族乐队广泛的兼容性和丰富的表现力。
作为中国现代民族乐队杰出的指挥家，彭修文先生的指挥艺术坚持“以情入曲、以曲传情”，注重形象思维。诠释作品构思恢弘缜密，独具匠心。指挥手法自成一家，雄浑大度，严谨细腻，富于激情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体现出中国民族音乐特有的气派、风格与韵味。他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执棒43年之久，这在世界乐坛是罕见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由此成为活跃在世界音乐舞台的著名乐团。1989年获得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奖》。1992年彭修文被中国唱片总公司授予《金唱片奖》指挥特别奖。
彭修文先生出版的音乐作品有：板胡独奏《大姑娘美》、民间音乐《紫竹调》、广东音乐《凯旋》、民族管弦乐《瑶族舞曲》、《伟大的北京》、《丰收锣鼓》、《乱云飞》、二胡与乐队《二泉映月》、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等。他指挥录制的音像制品近百种。其中以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的《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彩云追月》，日本EMI公司的《将军令》、《图画展览会》，荷兰宝丽金公司的《赛龙夺锦》，台湾福茂唱片公司的《十二月》，香港BMG有限公司的《舞台巨人》等专辑传播影响最为广泛。
彭修文先生为传播中国民族音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57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和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春江花月夜》和《关山月》，获得金质奖章。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先后率团赴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马耳他、意大利、德国、日本、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演出，无不引起轰动，受到赞誉。1994年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表演艺术节”上他以惊人的毅力，三天指挥演出了四套内容完全不同的音乐会，引起海外华人的强烈共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应邀指挥香港中乐团、台北市立国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台湾高雄市实验国乐团等，并在这些地区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扩大了中国民族音乐的影响，推动了当地的民族音乐发展。
彭修文先生作为中国民族音乐活动家和其他知名专家一起，于1986年创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并被推选为会长。学会成立十年来，他尽管工作繁忙，体弱多病，但仍以极大的热情组织领导学会工作，为团结民乐同仁，推动民乐发展，组织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他亲自指挥千人《中华大乐》演奏，组织了多次全国民族管弦乐展播，95国际中国民族器乐独奏大赛等活动。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学会已从最初四十多人发展到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美国会员在内的近两千名会员的大型民间社会团体。
彭修文先生十分重视青少年一代音乐启蒙和艺术教育，在他仅有的休息日子里，他还热情参加对大中小学民族乐队的辅导工作，为少年儿童创作歌曲数十首；鉴于彭修文先生高深的艺术造诣和突出贡献，198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指挥，1985年被任命为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指导，1991年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彭修文先生的一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奋斗不息。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生活俭朴，淡泊名利，他所追求的惟有中国民族音乐的繁荣和发展，他冥思苦想和日夜操劳的就是要“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病魔缠身，他始终初衷不改。十年浩劫中，他受到冲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他编创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伟大的北京》、《丰收锣鼓》、《乱云飞》等作品，表达了他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为处境艰难的中国民族音乐闯出了一条生路。1996年8月，他因肝病住院，医生禁止他工作。出于艺术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仍在构思为香港九七回归祖国谱写新的乐章。出院后不久，他拖着虚弱多病的身体，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投入到创作当中，几次因病情发作而搁笔，但他强忍病痛，终于在他逝世的前九天，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作品《揭天鼓吹——香港节日序曲》，他在题示中写道：“为香港1997回归祖国而作。这个作品，酝酿到写谱，为时甚久。从八月初开始酝酿，考虑素材，八月二十一日因肝病住院，十月上旬即进入写草稿阶段，由于几度闹病，总谱直至今日(十二月十九日十八时)开始脱稿。总算了却一桩大心事。仅以此祝贺香港回归，愿祖国繁荣昌盛，吉祥之光普照大地。”
为香港回归祖国谱写新的乐章，他耗尽了最后的心血。1996年12月26日深夜他被送到医院抢救，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就在他瞬间清醒的时候，他不谈个人，不谈家事，关心的仍然是民族音乐的发展。
看到他呕心沥血谱写的最后乐章，读完他沁人肺腑的题示，听到他弥留之际的感人话语，人们不禁潸然泪下，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一个满怀爱国激情，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奋斗终身的艺术大师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春江花月故人魂——彭修文先生的指挥艺术
“以情入曲，以曲传情”是彭修文先生指挥艺术的特点之一；他的指挥细腻严谨而又不失热情。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在协和、平衡、准确、和技巧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彭修文先生一生襟怀淡泊、不计名利，为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改编、创作的音乐作品达五百首以上，包括有《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 《月儿高》、《将军令》、《流水操》、《步步高》、《彩云追月》、《花好月圆》、《丰收锣鼓》、《二泉映月》、《阿细跳月》、《瑶族舞曲》、《乱云飞》和《不屈的苏武》等广受全国各族人民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以及用我国传统乐器演奏的外国名曲，如《美丽的梭罗河》、《霍拉舞曲》、和《伐木歌》等；民族管弦乐（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和〈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等）和欧洲近现代音乐（德彪西的《云》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等），扩大了民族乐队的表现力。
彭修文先生的一生创作的大批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为传播中国民族音乐做出了不朽的努力；他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满足着几代中国民众、乃至全球华人对民族音乐广泛的、不同层面的欣赏需求。应当说，彭修文先生的民族管弦乐作品，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涉猎之广、流传率之高、影响之深，在中国民族音乐界是少有的。 彭修文先生创建和完善了现代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同时以这个团的成功实践及其杰出成果，为中国及世界提供并确立了一个民族管弦乐乐队的基本编制范式。
实践证明：采用这种范式建立和训练出来的民族乐队，具有自如有效地演奏从供民众日常生活所用的音乐小品，到反映厚重的现实及史诗性鸿篇巨著等各种类型民族音乐作品的优越性能。它还包含有若干不见诸于形而又十分重要的方面。诸如：乐队各部分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和功能特色的充分发挥；为适应和完成乐曲特定表现要求乐队必须具备的统一的演奏方法和技巧；乐队所有成员对含蕴在乐曲中特有的民族风格和神韵的敏锐而精妙的集体感觉；以及获得并掌握这一切所必须实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排练方法和过程等。这些是带有规律性的、能够引领民族乐团建设发展走向成功的、普遍适用的基本法则，至今仍对当代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彭修文先生的音乐大中有细，大中见精，总是浓浓地弥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神韵；民族管弦乐乃至民族音乐的发展在今天仍是许多音乐家、他别是民族音乐家为之努力和奋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