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悟，又叫禅悟。它本是中国禅宗的一个重要范畴之一。其根本要义在于通过人们的参禅来“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从而达到本心清净、空灵清澈的精神境界。
“妙悟”一词最初见于东汉曾肇的《长阿含经序》：“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妙悟此语一出，在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中被普遍使用。（注：参见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以禅喻诗”一节。）
由于禅宗和老庄思想对中国士大夫的巨大影响与渗透，因此，作为禅宗的“妙悟”说也同其它“自然”、“境界”等范畴一样逐步被中国的美学理论所吸纳、融化和发展，从而成为中国美学史上一个极富价值和生命力的美学命题。下面试从历时性的角度加以发掘，梳理，以期对这个美学命题作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
纵观“妙悟”一说，以南宋严羽为界，可分为三个时期，严羽以前可称为“妙悟”说的发展期，严羽可称为“妙悟”说的成熟期，严羽以后的元明清时期可称为“妙悟”说的深化期。
严羽以前的妙悟说，如果从语源学的角度看，可以追溯到庄子的《田子方》：“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不过庄子的悟是使人醒悟到做人要纯真自然、无为寡欲的道理，而真正用悟或妙悟来表述审美活动和审美认识的，是在魏晋南北朝佛教东渐之后。如“深通内典”的刘宋时期大诗人谢灵运用悟来表达自己对大自然体察的审美感悟：“情用赏为美，事昧觉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从斤竹澜越岭溪行》）而南朝齐梁时代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在《与梁武帝论书启》中则用悟来论述书法创造：“今圣旨标题，足使众识顿悟。”但谈妙悟比较多的，则从隋唐开始。这个时期的妙悟说，主要是针对“目击道存”的书画而言。代表人物有隋唐时期的虞世南，唐代的李世民、孙过庭、李嗣真、张彦远等。
虞世南在《佩书斋书画谱》中指出：“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及乎蔡邕、张索之辈，钟繇卫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作为一个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以其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独到的眼光提出，书法艺术要依靠神遇而不可力求，书法机巧必须心悟而不可以目取，强调了心领神悟的重要作用。这对于作为“心灵艺术”的书法来说，是非常中肯的。而作为唐代著名书论家的孙过庭，对妙悟的理解又进了一步。一方面他指出可以通过用笔的领悟去掌握书法的技巧，另一方面，他认为书法可以“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书法家的情感要符合书法内容的特点，同时要运用不同的书体来体现不同的情感。《书谱》指出：“今撰执、使、转、用之由，以去未悟。”“尝有好事，就吾求习，吾乃粗举纲要，随而授之，无不心悟手从，言忘意得。”由此可见，孙过庭所强调的悟，不但是指书法的机巧笔法，而且还包括“情深调合”的内容与书体。因此，它无疑比虞世南的妙悟说具有更具体丰富的内容。不过，他们的妙悟说，都还停留在心神领悟，心解神领阶段，还未涉及到比较深层的心理层面。而这一点，被中唐时期著名的美术史家张彦远揭示出来了。他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
“遍观众画，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于妙理哉！所谓画之道也。”
张彦远这段话，旨在谈鉴赏。顾恺之是东晋一代绘画宗师，他以“迁想妙得”之笔，绘“传神写照”之像，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极大。他的一生画迹颇多，其中以《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最著名。而张彦远所谈的正是鉴赏顾画时的心理感受，一方面是“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另一方面是在鉴赏过程中“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这就表明，张彦远的“妙悟”，不但含有“联想、想像的心理成分，而且还包含了老庄“虚静”、“坐忘”的思想（注：《老子》十六章：“致虚静、守静笃”。《庄子·人间世》：“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可以说，张彦远的“妙悟”说，是禅宗和老庄学说结合的产物。
妙悟：“妙悟”二字出《涅盘无名论》，是指超越寻常的、特别颖慧的觉悟、悟性。南宋文学家严羽的《沧浪诗话》将这一禅学感念引入诗论，认为“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只有“悟”才是“当行”、“本色”，不过悟的程度“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而已。所谓“妙悟”，照字面讲，它是心神领会、彻头彻尾的理解的意思。就严羽的《沧海诗话》的全部理论看来，“悟”包括认识和实践两方面，也就是诗歌的阅读和创作两方面。“妙悟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把艺术思维与知识积累、理性思维的差别说得非常透彻。从文学思维的角度看，“妙悟”其实就是一种艺术直觉或一种直觉的心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