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DE MICHEL FOUCAULT)1966年出版的著作，全名为《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出版时，福柯倾向于将该书命名为「事物的秩序」，但编辑希望改名为「词与物」，最后福柯让步了。而该书的英文版标题则为「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词与物》一书最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épistémè）），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二 一种人文科学考古学
《语词与事物》的副标题是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一种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福柯强调他在这本书里作的是一种考古学研究，但这绝不是通常意义上作为研究古代文物的考古学，而是指的“知识考古学”(une archéologie du savoir)。什么是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学？福柯认为，在不同时代的知识论述中，事物是有一定秩序的，“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而大的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 正是以一定的秩序为基础，语言、知觉和实践才是有效的，并且三者或多或少地表达了秩序。“这样，在人们也许称之为对有序代码的使用与对秩序本身进行反省之间的所有文化中，就存在着纯粹的秩序经验和秩序存在方式的经验。” 而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种秩序经验，要研究的是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秩序空间中被构建起来的。所以，福柯关心的并不是具体科学知识的进展情况，也不是科学的分类问题，也不是知识是否为真以及如何为真的问题，他研究和关心的是整个知识领域、整个认识论领域，知识是通过何种秩序经验而成为可能的。因此他提出了认识型（épistémè）的概念。Epistémè本是古希腊语，就是“真理”、“知识”的意思，其反义词是doxa，意思是“意见”。在巴门尼德那里，区分了两种道理，即真理（épistémè）之路和意见（doxa）之路。不过，福柯借用这个古希腊词，用来指某一个时代人们共有的经验秩序的结构，是一种先天的认识构型（confirguration）。
在这本书中，福柯通过考古学研究，考察了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两次认识型的中断（rupture）。第一个中断，由文艺复兴时代（la Renaissance）过渡到古典时代(l’âge classique)，发生的时间大约是17世纪中叶；第二个中断，发生在19世纪初，由古典时代过渡到现代性（la modernité），这个现代性一直延续到福柯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西方文化中，有时将文艺复兴之后，就开始称作现代，因此，由培根、笛卡尔之后的西方哲学称为现代哲学（la philosophie moderne），而笛卡尔被称作第一位现代哲学家。而福柯则的研究则表明，即使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化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19世纪初有过一次突然性的认识型的转换，从而产生了一种与古典时代有极大差异的现代认识型。所以，现代性认识型中的理性，已经不同于古典时代的理性，但这其实并非理性本身的进展，而是“物的存在方式，以及那个在对物作分类时把物交付出知识的秩序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福柯的考古学研究还研究了现代的人文科学，他认为在古典时代“人”并不存在，只是随着19世纪初现代认识型的出现，才出现了“人”，关于人的所谓人文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文学与神话研究。但是人文科学不是科学，而是处在与生物学、经济学、语言学相临近的位置而取得了貌似科学的假象。既然“人”只是近期的一个构思，那么这个构思也可能消失。“人”，应该成为知识（le savoir）的实证领域，而并非科学（la science）的对象。随后，福柯的研究还表明，随着精神分析学、人种学的发展，以及同样不谈及人本身的语言学的发展，“人”将终结了，“人”将消失。
《语词与事物》分有前言，第一编，第二编三部分。第一编考察了第一个认识型的中断，第二编则考察了第二次认识型的中断，以及“人”和人文科学的诞生和消失。接下来我将尝试跟随着福柯的思路，踏上知识的考古之旅。
三、古典认识型的诞生
《语词与事物》一书的第一编考察了第一个认识型的中断，即从文艺复兴时代的认识型到古典时代认识型的转变。那么，先要考察被古典时代认识型所取代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认识型是怎样的。
书中写道：“直到16世纪末，相似性（la ressemblance）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 存在着四种相似性的主要形式 ：
① 适合（convenientia）：事物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其边界相接或边缘互相混合。相似性就出现在两物之间的这一结合处。例如，植物长在雄鹿的角上。
② 仿效（aemulatio）：不受位置律束缚，能静止地在远处起作用。
③ 类推（l’analogie）:类似仿效，不受位置律束缚；也类似于适合，谈及配合、联系和接合。例如：植物是站着的动物。
④ 交感（les sympathies）。交感没有确定的法则，自由自在地在宇宙间发挥作用。例如，在葬礼上使用的纪念死者的月季花，这些花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了。
那么，凭什么标记，相似性被认出来呢？因为，世界就是充满相似性的神秘空间，是一本用相似性的记号书写的大书，而人所要做的就是发现、辩认、译读这些记号。这些记号来自何处，当然是上帝，“上帝为了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只是在大自然上播下了种种供我们辩认的形式”。相似性既是认识的形式，也是认识所产生的知识的形式，在16世纪知识型中相似性成为最普遍的东西。
那么在这一知识型中语言与事物是什么关系？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在其初始形式中，“语言是物的完全确实和透明的符号，因为语言与物相似” 。第二，语言不再直接与所命名的物相似，但“仍以另一种形式成为启示的场所并包含在真理既被宣明又被表达的空间中” 。语言与世界形成为一种类推关系，而不是指称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内，语言与事物相互交织的空间中是以书写的绝对优先权为先决条件的，书写物优于言说物。基于书写的角度，存在三种语言层次：①书写形式，语言是事物的一个印痕，是事物的标记；②书写形式之上，存在着评论，评论重述了在新的话语中被给定的符号；③书写形式之下，存在着文本。三个层次通过相似性的原则统一在一起。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末期开始，这种基于书写的三元结构慢慢消失了，一是因为三元结构被“能指／所指”的二元结构所取代，二是因为语言本身不再表现为相似性而是表现为表象。从古典时代开始，书写的至上性被悬置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重组。
古典时代认识型是表象（réprésentation）。塞万提斯小说中的英雄堂•吉诃德的冒险，意味着依赖“相似性”认识型进行思考在现实世界中只会处处碰壁，而代之而兴的则是表象的认识型，所以福柯评价《堂•吉诃德》为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在17世纪初，相似性不再是知识的形式，而成为谬误的原因，并相继遭到培根、笛卡尔等人的批判。于是，西方文化的认识型的基本排列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新的构型：“理性主义”。福柯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分三件事：机械论、数学化、 Mathesis 。对于古典认识型，其关键在于它与Mathesis的一种关系。Mathesis被理解为一门关于秩序与尺度（l’ordre et la mesure）的普遍科学。它与古典认识型的关系表现为：一，存在物之间的关系通过秩序和尺度为形式得到思考，并且尺度问题可归于秩序问题；二，在探寻Mathesis的相互关系中，一些新的经验领域形成了，这些领域将其基础建立在一门可能的秩序科学之上。于是，关于词语、存在物和需求领域，出现了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
文艺复兴时代符号的三元结构，现在被一种二元结构所取代。“符号包含两个观念：一个是进行表象的物的观念，另一个是被表象物的观念；符号的本性在于用第二个观念来刺激第一个观念。” 而要成为纯粹的二元结构，符号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它必须进行表象，即表明它与它所指称的事物的关系，这才能成为一个符号；同时这个表象又反过来能表象自身，因为符号中除了它所指称的东西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样，这种二元制结构的符号成为古典时代思想的工具。
接下来，福柯用三章，分别论述了古典时代的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
关于普通语法和语言，福柯写道：“语言在古典时代的存在，既是最高的，又并不引人注目”。 说它是最高的，因为语词已经接受表象思想的任务，语言表象思想，如同思想表象自身一般。也正因此，语言使自身成为看不见的，或者几乎看不见的，因为语词对于表象来说是透明的，以致于它只是被看作表象。普通语法，则“是对与同时性相关的词语秩序的研究，表象这一同时性，正是普通语法的任务。因此，普通语法的适合对象，既不是思想，也不是任何个体语言，而是被理解为一系列词语符号的话语。这一序列通过与表象的同时性联系起来。” 普通语法所做的工作就是使语法规则之下但又与语法规则同构的表象功能呈现出来。福柯还提出了一个语言四边形的说法：即命题、表达、指明、衍生四种理论构成了一个语言四边形的四条线段，这个四边形的中央存在着名词，语言的一切功能在此交叉。这就是整个古典语言经验。古典论述（discours）的基本任务把名词赋予给物，并在这个名词中去命名物的存在。
关于自然史。在古典时代，关于生物这一领域，是通过自然史来认识的，自然史的兴起与笛卡尔主义大致同时，都因同一个认识型才得以可能。自然史将语言与事物间的表象关系当作自己的可能性条件，通过观察构建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观察就是系统地看，并从中找出结构。接下来，通过特性、连续性等，一个新的经验性领域通过自然史的话语被建构起来了，这个经验领域被构成为可描述（descriptible）的和可整理的（ordonnable）。不过，古典时代生物学并不存在，因为生命（la vie）并不存在，生命没有进入经验领域；存在的是生物。自然史的研究者关注的是将各种生物在一个有秩序的网络中加以描述并命名。
关于财富分析。在古典时代，政治经济学还不存在，因为生产并没有进入知识序列，知识序列中存在着的是一个一般领域：财富。在16世纪，相似性的认识型，同样支配着财富交换领域。在17世纪，随着“重商主义”在财富、货币间确立的是一种反思的连接，使货币成为表象和分析财富的工具，并反过来使财富成为由货币表象的内涵。那重商主义的财富指什么？就是所有那些因可被表象而能成为欲望对象的东西。一个新的经验领域“财富”出现了。
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都服从于同一个构型（la meme configuration），即表象的认识型。虽然在这三个经验领域，各有其不同的具体形式，但毕竟都服从于表象的认识型，而且也都可以在语言四边形的框架内加以解释。所以，“17、18世纪的人们并不凭借先前世代获得的一切，也不依照不久将被发现的一切，来思考财富、自然或语言；他们是从一个一般排列出发来思考它们的：这个排列不仅规定了它们的概念和方法，而且更为基本的是为语言、自然个体和需要及欲望的对象确定了某种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就是表象的存在方式。”
四、现代认识型的诞生
在《语词与事物》一书的第二编，福柯首先考察了现代认识型的诞生。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分别被语言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取代了，但这种取代并非占据了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原来占据的地方，而是在这些知识并不存在的地方。“19世纪的知识对象形成于古典的全部存在都陷入沉默的地方。” 事物不再以原有的方式被描述，呈现给知识的不再是财富、生物、话语，而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古典时代把事物在一个空间中展开为秩序，而19世纪开始，大写的历史（Histoire）将在一个时间系列中展开，并将其法则相继强加在生物结构、生产分析、语言群分析之上。这里，历史不能被简单地被理解为前后的相继；“历史是经验性之基本的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存在方式的基础上，经验性才得以在可能的认识和可能的科学的知识空间中被确认、设定、排列和散布。”
现代认识型的确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确实性之基本的存在方式并没有变化；人的财富、自然的种、充斥在语言中的词仍然保留在古典时代；双重表象──其作用是指示表象、分析表象、组合和分解表象，以便使一般的秩序原则，与表象之同一和差异的体系一起，在诸表象中涌现。只是在第二阶段，词、纲和财富才会获得一种不再与表象的存在方式相共存的存在方式。”
第七章研究的正是第一阶段。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引入了劳动概念，但是他并非发明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劳动，不过他却转移了劳动。财富将根据劳动的单元被分解，劳动单元真正产生了财富。于是，“由财富最终表象的，不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劳动。”在语言领域，则出现了比较语法，从而阐明了词形变化体系，这已经出纯粹语言学的维度。“从现在起，存在着语言的一个内在“机制”，它不仅决定了每一个语言的个体性，而且还决定了每一个语言同其他语言之间的相似性：正是这个机制，作为同一与差异的持有者，作为邻近性的符号，作为相似关系的标记，才将成为历史的支撑。对这个机制而言，历史性将能够进入言语本身的深处。” 类似地，在自然领域，通过“组织结构”这个概念，揭示了有机无机的区分，从而也将历史性引入了。这些变化，导致了劳动、生命和语言在经验领域中出现了，而这也意味着人将作为劳动着的人、生活着的人和说话的人（l’homme qui travaille, qui vit et qui parle）而出现。
接下来的第八章研究了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知识的实证性（la positivité）改变了其性质和形式。在经济学领域，“生产作为知识空间中的基本形式，已经取代了交换，生产一方面使得新的可认识对象（如资本）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规定了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如生产形式的分析）”；在生物领域，开始使用比较解剖学方法并研究生物的内在组织结构，“那是因为大写的生命（la Vie），作为知识的基本形式，使得新的对象（如特性和功能的关系）和新的关系（如对类似的寻求）呈现出来；在语言领域，“作为知识方式的大写话语（le Discours）已被大写的语言（le Langage）所取代，大写的语言定义了直至那时沿未明显的对象（语法体系在其中彼此类似的语言的家族）并规定了尚有未被使用的的方法（对辅音和元音的转换规则作分析）”。 这样，新的现代性的认识型被建构起来了。
五、人的产生和消失
在福柯看来，在18世纪末以前，人（l’homme）并不存在。生命、劳动、语言的历史深度也不存在。“人”是新近的产物，是现代认识型的产物。当然，此前也有关于人的讨论，但并不存在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只是在现代认识型中，才出现了“根据经济学、语文学和生物学的规律而生活、讲话和劳动的个人，并且还凭着一种内在的扭曲和重叠并借助于那些规律的作用而获得权利去认识并完全整理它们的个人，有关这个个体的现代论题，所有这些我们熟悉的并相关于“人文科学”的论题” 。
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古典时代，人的本性，是可以无限地表象外在世界和表象自身的主体。但是，现代认识型使人们认识到人的有限性（la finitude），即人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人首先已经是一个生命，有一个身体，才能生活；首先有语词，人才能说话；首先有生产工具，才能劳动。因此，生命的存在方式，是由我的躯体给予我的；生产的存在方式，是由我的欲望赋予我的；语言的存在方式，只是沿着我的会说话的思想的细长线索而赋予我的。
在这种有限性之中，人是一个奇怪的经验—先验对子（un doublet empirico-transcendantal） ，而现代性的门槛就在于人作为经验—先验对子被构建之日。古典时代，对人的研究其实不过是对表象的研究。但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既然分析的不再是表象，而是有限的人，那么重要的就是要在认识中在被给出的经验内容的基础上，阐明认识的条件。因此，“存在一种人类认识的历史，既能赋予经验知识，又决定经验知识的形式。” 康德的批判哲学区分了经验、先验等等，并通过时空、范畴等，阐明了先天综合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先验形式，正是这种“人类认识的历史”的反映。
现代思想将人看作一个的经验—先验对子，所以人也是不解（la méconnaissance）的场所，人是我思与非思的混合场所。在现代经验中，在知识中创立了人这个可能性，包含着思想的一个命令：思想既是自己所知的一切的知识，又是其改正，既是它的反思对象的存在方式之反思，又是其转化。思想必须使自身的存在发生改变，或者在非思的方向上行进，否则无法发现非思。所以，“现代思想，一开始并且就其深度而言，就是某种行动方式”。现代思想是在这样一个方向上前过，即在这个方向上，人的他者（l’autre）应该成为与人相同者（le même）。于是福柯发现，人处于一种权力内部，这个权力使人散开，使人远离他自己的起源；但这个权力不是别的，就是人自己的存在的权力。现代性用源于人自身的权力来反对人自身。
现代认识型产生了人，也产生了关于人的新的经验领域，这就是人文科学。现代认识型在三个方向上敞开，这三个方向即：数理科学、经验科学、哲学反思。人文科学并不在三者之中，而是在三者限定的区域内。就在这三个维度之中，为人文科学提供了空间，那么如何定义本质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根据两方面：“一是限定性分析在其中得以展开的维度；二是那些把语言、生命和劳动当作对象的经验科学据以能分布的维度。” 实际上，人文科学只是就人是活着、劳动着、说话着的人，才关注于人。于是，在生物学、经济学、语文学相邻近的领域，诞生了心理学、社会学、文学和神话研究，构成了人文科学的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也代表着不同的构成模式（见下表）：
Fonction功能 Normes规范 生物学、心理学
Conflit冲突 Règles规则 经济学、社会学
Sens意义 Systhèmes体系 语文学、文学与神话分析
从这三个模式出发，可以描述自19世纪以来的所有人文科学。功能和规范，冲突和规则、意义和体系，这三组对子完整地覆盖了有关人的认识的整个领域。心理学基本上是依据功能和规范对人进行的研究，但也可以从另二个模式进行研究；社会学基本上是一种依据规则和冲突而对人进行的研究；文学和神话的分析根本上发球一种有关意义和指称系的分析。每个领域都可以用另两个模式作为次要模式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种“人”的科学，是现代认识型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是科学。因为使人文科学成为可能的，就是某种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相临近的位置；“只就人文科学处于生物学、经济学和语文学的旁边，或确切地说，处于其下面，处在其投影空间中而言，人文科学才存在着” 。
20世纪，精神分析学与人种学相继兴起，这两门学科在现代知识中占据着一个特权地位。所有的人文科学只是通过不理睬无意识，期望着无意识随着意识的分析而倒退着被揭开面纱，人文科学才能向无意识行进，而精神分析则是直接和有意地指向无意识的。精神分析位于无意识的维度内，而人种学则位于历史性的维度内。人种学在文化中研究的，是结构的不变式。人种学能与三个实证性（生命、需求和劳动、语言）中的每一个都结成关系，探索三者是如何被规范化的。因此人种学的一般问题是自然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询问人的知识成为可能的区域。人种学与精神分析并不是人文科学的组成部分，而是贯穿了人文科学。二者是“反科学”，不停地拆解那在人文科学中创造和重新创造自己的实证性的人，即它们消解了人。而第三门“反科学”，则能覆盖精神分析和人种学的维度，这就是语言学。因为从语言内部，从趋向于极点的各种语言游戏中，显现出来的正是“人的终结”。
人的终结，人的消失，这说明了什么？要注意福柯并没有说人已经消失，而是说“人正在消失”。事实上，人一方面不断被种种人文科学及其他现代科学所构建、所强化，一方面又不断地受到精神分析学、人种学、语言游戏的消解、解构。但是，正是这个正在不断消解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新哲学的希望，使人有可能从“人类学沉睡”中醒来。福柯指出，“人类学作为人之分析确实在现代思想中起着一种构建作用”。 从19世纪早期开始，“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着现代思想。反思是现代哲学的特征，反思用来设法把人限定为生活、劳动、说话的主体。于是，“我们发现哲学再次沉睡于这一褶层中；这不是独断论的沉睡，而是人类学的沉睡。” 而哲学就是要让人们从这种沉睡中醒来。
在《语词与事物》一书的最后一页，福柯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