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收入“白银时代丛书”的《撒旦起舞》（原名即《大师和马格丽特》），既是布尔加科夫（1891—1940）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传世之作。作者在他的许多作品受到批判的精神压力下，痴心不改，于1928年着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完成后无处发表，一直在书斋里时断时续地修改、增删、润色，直至身罹重病于1940年去世，最终也没能见到自己呕心沥血之作的发表。二十六年后，它首次以删节本形式问世，虽说经过杂志社大刀阔斧的删削，依然引起轰动，几十万册《莫斯科》杂志一夜之间被俄罗斯读者抢购一空，并旋即译成西方众多文字，风靡世界。人们慷慨地把赞叹、褒扬、崇敬、愕然奉献给这位伟大的天才。在这点上，俄罗斯文坛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一道特别明亮的光色。
又过了二十二年，《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其中第八卷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编者增补了全部删节部分，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最完整的版本。此次中译本即据此版本全文译出（并取了一个新的中译名：《撒旦起舞》），中国读者亦终可一览该作的全貌，欣赏到作家荒诞奇崛的文笔，神奇丰富的想象，怪诞辛辣的嘲讽，犷达不经的诙谐，敏锐犀利的目光和超然物外的冷峻。
长篇中，首先让人愕然的是撒旦和他的几个随从的形象。他们形象丑陋，魔力无边，把个莫斯科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们是魔王和恶魔，但他们荒诞不经的行为中又透着几多庄严和诙谐。而长篇中，最辉煌的篇章，则是马格丽特和大师那生死相依、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及古罗马总督彼拉多和耶稣那奇瑰雄浑、匪夷所思的神话故事。相隔两千年的两大悲剧，被布尔加科夫魔幻般地衍化为极富哲理的超逸。
应该说，这部作品是较之《百年孤独》早写成三十余年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在形而上探求意义的层面上，虽不能贸然判定哪部作品更为深刻，但《撒旦起舞》被搁置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历史的文学的走向虽无从假设，但倘若布尔加科夫当时被全世界所认识，所承认，魔幻现实主义的面貌也许便会是另一番模样，带着另一个民族的文化烙印了。
另一种集讽刺、幻想、现实为一体的所谓“综合性散文”也是当时一些白银时代作家的探索和尝试。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扎米亚京（1884—1937）早在十月革命前被派往英国学习造船时，便创作过《岛民》讽刺英国社会。他把这种集象征、幻想、现实于一身的手法，称为“新现实主义”。而最成功之作便是“白银时代丛书”所要介绍给读者的他的《我们》（1920）。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段，描写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敏锐地涵纳着对人类未来的深沉思考，被世界文坛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便是赫胥黎的《美好的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年》。三部作品中，扎米亚京笔下的“靡菲”、赫胥黎的野人和奥威尔的“无产者”，都被认为是维护个性自由和人性尊严的代表。三部曲中，创作最早的是《我们》，后两部，一部发表于1932年，一部为1948年，远远迟于扎米亚京的《我们》。奇怪的是，受《我们》直接启发而创作的这两部作品，名气却远远超过前者。这又能怪谁呢？当时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拉普”的文霸们，动辄对一
些作家和作品挥舞拳头、进行围攻，加以莫须有的罪名，谁也难逃其咎。
其实，正常的文学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一部作品有时亦需经受时间老人的检验。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作品，它不同于通俗的科学幻想小说，在扎米亚京的奇思异想中，在他那荒诞、怪异、恣肆、大胆的幻想中，往往隐伏着作者深邃隐秘的思想，隐伏着他的超前和预见。人们由于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的不同，抑或看问题的角度、方法、感悟的不同，对它们的解读和评价便会大相径庭。1948年，奥威尔的《1984年》出版，亦
曾引起激烈争论，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原因亦在于此。当年，有的评论家曾批评奥威尔缺乏丰富深邃的思想及大讽刺家应具有的哲学上的超脱。认为他的想象是残忍的，有时也很尖锐，但缺乏深度、敏锐和创新。我也有同感。至少，他的作品，明显带有冷战时代西方文人对苏联社会和制度的杀伐之气。
而《我们》则不同，它是扎米亚京“新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作，作品嶙嶙峋峋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积淀，又成功地运用丰富的艺术手段，集荒诞、象征、梦幻、变形、变调、直觉、下意识于一体，以一篇恰似编织离奇动人的艳情惊险故事，描绘了千年后的人类社会。作者借助超然物外的反讽和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宽容，把人类的生命意识放在玻璃城堡的围困中，来构建他的悖论：道德与不道德、人性与非人性、美与丑。他认为，每个社会，包括他笔下那个幻想的、子虚乌有的、物质极大丰富、科技高度发展的大一统王国，都会有人性的大合理，但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若以抹杀个性为代价，并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的地步，就会出现反抗，或须进行变革，或最终导致崩溃。这就使得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部启示录式的鸿儒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