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开始，人类一直在寻求人类起源问题的科学答案，并形成了许多理论。最近，国外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现代人类起源理论，被称为“夏娃”理论，从而引发了一场颇为热烈的讨论。
“夏娃”理论是现代分子生物学发展的产物。上个世纪，人们发现了细胞中的线粒体，1963年，又发现线粒体中也有DNA。线粒体DNA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细胞核DNA。在外形上，线粒体DNA是双线环状，而不是线状；人体细胞中的线粒体DNA仅为16569个碱基对，一个人体中约有1016的线粒体DNA分子；线粒体DNA中基因为37个；在高等动物中，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比细胞核DNA要快5～10倍；最重要的是，线粒体DNA的遗传方式十分独特，即严格的母系遗传。脊椎动物精子中的线粒体DNA不会进入受精卵，即使个别进入，也会很快分解。所以子代的线粒体DNA只来自母方，父方的线粒体DNA不会遗传给子代。
上世纪80年代，人们运用10多种限制性内切酶，确定了人类线粒体DNA的基本顺序(又称剑桥顺序)。人类的线粒体DNA共有441个限制性切点，其中63％个位点是恒定的；37％个位点则是可变的。80年代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威尔逊遗传小组研究了世界不同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他们发现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差异很少，平均歧异率为0.32％左右，而线粒体DNA又是严格的母系遗传，因此，从逻辑上说，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最终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威尔逊小组通过追溯不同种族线粒体DNA的原型，确定了现代人类线粒体DNA的发展谱系。他们发现，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可以分成两大类，第一类仅见于一些非洲人中，第二类则分布于包括其他非洲人在内的所有种族中。而第二类线粒体DNA的最终源头也在非洲人中。也就是说，现代人类的线粒体DNA均来自非洲的一位女性，她是人类各种族的共同祖先。威尔逊等人说：“我们可以将这位幸运的女性称为夏娃，她的世系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理论因此被称为“夏娃”理论。同时，在现代各种族中，非洲人之间的线粒体DNA的差异最大，这表明非洲人线粒体DNA中所积累的突变最多。非洲人是最古老的种族，从而也证明了非洲人是最早出现的现代人类。
威尔逊等人说，当时的非洲也许有几千个男女同“夏娃”生活在一起，但其他女性并没有生下女性后裔，所以她们的线粒体DNA谱系也就断绝了，只有“夏娃”的女性后裔代代繁衍，日益昌盛。威尔逊小组认为线粒体DNA的进化速度(核苷酸替换率)为每一百万年2％～4％，据此推算，这位人类的共同祖先“夏娃”应当生活在14万至19万年之前。大概在9万至18万年之前，她的一些后代离开非洲迁徙到世界各地，最终发展为现代世界各种族居民。
“夏娃”及其后代是现代人类(晚期智人)，当“夏娃”的后代们来到世界各地时，各地已有许多古人类在生息，如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中国的北京人等。威尔逊小组认为，“夏娃”的后代们(即现代人的祖先)来到世界各地后，并没有与当地土著的古人类混合交融，而是“完全取代了”他们。这是因为，如果现代人的祖先与土著古人类混合的话，那些古人类就会将自身的、与“夏娃”不同的线粒体DNA遗传下来，现代居民中也就会出现许多种线粒体DNA。可事实上，现代各种族居民的线粒体DNA是高度一致的，都来自同一个女性祖先“夏娃”，除此之外不存在着其它来源的线粒体DNA。据此推断，那些古人类都灭绝了，被现代人类的祖先完全取代了。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不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而是来自非洲。
“夏娃”理论提出后，在科学界及社会公众中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以密执安大学沃尔泼夫为首的古人类学家坚决反对这个理论，他们说，化石材料表明世界各地区的现代人类是从当地的古人类发展而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取代”。以华盛顿大学的坦普列顿为代表的一些分子生物学家也坚决反对“夏娃”理论，并指出了其在计算机程序及计算方法上的错误。
面对着来自各方的猛烈批评，“夏娃”论者不断提出新材料论证自己的观点，并修改了某些说法，他们正准备提出更有力的材料。这场讨论至今尚在热烈进行中，无论结果如何，都将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人类的起源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