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物学的原理、方法及成果研究人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的一门新兴科学。它是一门多学科的边缘学科，涉及生态学、心理生理学、医学、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生物人类学、营养学和公共卫生等学科。
生物政治学的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曾对生物因素对人的政治行为的影响作过探讨。最早使用“生物政治学”一词的是英国学者M.罗伯茨。他于1938年发表了《生物政治学：论生理学、病理论、社会与身体活动的政治学》一书，把许多生物现象与人类的政治行为结合起来。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代意义上的生物政治学才正式萌生，其主要标志是美国一些政治学家，如L.考德威尔、A.萨米特、P.科宁、G.舒伯特、R.马斯特斯等，开始把生物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研究。其中考德威尔是当代第一位用生物学信息来进行政治现象研究和政治分析的政治学者；萨米特最早提出生命科学，断定生态学和心理药理学的新发展能影响政治学者对政治行为所作的判断。他们的理论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1970年，国际政治学会大会正式成立了“生物学与政治研究会”，197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大会的主题之一就是生物学与政治。1980年美国政治学会在华盛顿召开，一些政治学者发起并成立了政治与生物学协会。生物政治学提出，现代政治学者应切实地利用从生命科学到政治现象研究的各种变数，推动政治学研究向深层发展。
生物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的政治行为。生物政治学认为，人是有理性有感情的复杂造物，具有生物学的意义，人类的政治行为不仅具有理性的特点，而且往往受到各种生物因素的影响和牵制。还认为，政治学不注重研究人类政治行为的生物学特征，只把人作为政治单位或政治体系中的因素加以研究，有悖于“人本主义”的原理，只有把人视为一个生物学的整体，才能使政治学中原有的人本主义体现出来。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生物政治学认为，人的遗传差异也会造成人的政治行为的不同，生物因素决定或影响政治系统、政治权力、政治杰出人物、国际关系等政治现象。生物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有：①遗传差异与政治体系；②政治权威与人的生物本能；③生物因素对政治体系的特殊影响；④生物政治学和政治精英；⑤国际关系。
生物政治学仍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提出了许多有启发的观点，也作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研究，但它过分注重用纯生物特性的研究来解释人类的政治行为，忽视环境、社会以及人类理性对人的政治行为的作用，这是生物政治学的弱点。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进行更基本的研究，进行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以便最后建立一门巩固的生物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