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名琛，字昆臣，生于清朝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一月。原籍溧水柘塘叶家村（今柘塘乡大陈村），自曾祖起侨居汉阳。叶自幼勤奋好学，年轻时便与其弟叶名沣“以诗文鸣一时”。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进士，历任陕西兴安府知府，山西雁平道，江西盐法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任广东巡抚，与总督徐广缙协力拒长阻英人入广州城，封一等男爵。咸丰元年（1851年）镇压罗境、南韶等地的天地会起义，翌年升任两广总督。咸丰四年接受英国、美国侵略者军火接济，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屠杀群众10余万人。咸丰七年擢授体仁阁大学士。同年十二月旬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二十九日广州城破，不日叶名琛被俘。翌年三月，叶名琛被英军押解至印度加尔各答，咸丰九年四月初九绝食自尽于囚禁中。
根据《清史稿》记载，叶名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土，授编修。十八年，出为陕西兴安知府。历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二十八年，擢广东巡抚。二十九年，英人欲践入城之约，名琛偕总督徐广缙坚执勿许，联合民团，严为戒备。华商自停贸易以制之，英人始寝前议。论功，封一等男爵，赐花翎。三十年，平英德土匪，被优叙。咸丰元年，歼罗镜会匪吴三，加太子少保。二年，广缙赴广西督师，命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是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就歼，加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寻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叶名琛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形象近乎反面。“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史书中的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昏聩的咸丰皇帝的个人态度，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咸丰帝对叶名琛的评价陡转一百八十度。在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叶名琛形象又被刻意丑化歪曲，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作为朝廷能干的大员将，叶名琛知人善任、勤勉政事；作为镇压叛乱的刽子手，叶名琛是令人憎恶痛恨；作为客死他乡有气节和操守的俘虏，叶名琛又值得敬佩和尊敬。
首先，我们非常尊敬叶名琛的民族气节。《清史稿》记载，“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叶名琛在吃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1859年不食异乡粟米绝食而亡，死于印度加尔各答，气节堪比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
其次，叶名琛善于内政，尤其长于理财。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在武汉开有叶开泰中药店，是当地出名的老字号。这种商人的家庭背景，加深了叶名琛对商业和钱财的理解，自从广西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广东为朝廷外输军饷以千万两白银计，这不能不说与叶名琛善于治理地方有关。
再次，名琛对内征剿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咸丰元年开始，广东治安陷入混乱，义军蜂起，这是同当时时代背景和沿海地区天地会的传统有关。在咸丰四年广东著名的洪兵起事中，广州仅有一万五千兵勇，居然抵抗了二十万人的进攻，守住了广州城，并最终将洪兵逐出境外，作为总督实际操控局面的叶名琛，他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叶名琛曾经深得咸丰帝宠信，稳坐广东巡抚、两广总督位置八九年，是同一时期中惟一长期担任督抚而又不断被加封的地方大吏。“叶相以翰林清望，年未四十，超任疆圻，既累著勋绩，膺封拜，遂疑古今成功者，皆如是而已。”这要归功于叶名琛深谙做官之道以及在镇压广东地区各种叛乱、起义时果断坚决。在广东红兵变乱的高峰期，叶名琛亲自勾决犯人，一天中有时竟然屠杀义军俘虏近千人，而平常则“每天有八百名被捕的叛乱者在刑场被斩首”。“如果一天只有三百到四百人被处决，就认为是很少了”。1855年的六、七、八三个月中就有七万五千人被杀。刚从美国回来的容闳写道，“天啊！这是一种什么景象！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等待掩埋，但却并没有任何准备清除的迹象。……土地已完全被血水渗透，散发出污秽恶臭的气味，以致周围两千码左右，都被笼罩在这种传播瘟疫的浊气之下”。
叶名琛明白没有不断的“剿匪”业绩，官位的基础就不牢靠，即使在广州城不断被英法联军攻击的情况下，向咸丰帝奏报的仍然是一份份“剿匪”战报。“默念与洋人角力，必不敌，既恐挫衄以损威，或以首坏和局膺严谴，不如听彼所为，善藏吾短。又私揣洋人重通商，恋粤繁富，而未尝不惮粤民之悍，彼欲与粤民相安，或不敢纵其力之所至以自绝也，其始终意计殆如此。”按照以往的经验，英法攻城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假以时日，危机会自然烟消云散。在英法联军的几次攻城中，叶名琛都坚信：“……必无事，日暮自走尔！”“高谈尊攘，矫托镇静，自处于不刚不柔，不竞不绣之间。”
但是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世界形势。鸦片战争后，由于路途遥远，在当时航海和武器技术条件的限制下，英国法国等列强还没有对中国形成绝对优势，因此更多地采用了相对和缓的外交手段。咸丰初年，欧洲形势突然紧张，随后爆发了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列强在此期间无暇顾及遥远的东方利益。1856年3月，各交战国签订了巴黎和约，不可一世的沙皇俄国战败了。英法必然转身谋求在中国的更大利益，中国政府如果不做出能让其满意的让步，战争不可避免的。
弃国而逃的咸丰皇帝将将战争失败的责任推给了叶名琛，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不降、不死”的“六不”总督，实际上是在转移视听，找了个替罪羊。澳大利亚籍学者黄宇和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中做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子汤虽不完全赞同书中观点，但认为其中很多论点还是很有道理的。黄宇和先生在书中逐条回应了12字的定评：“不战”，其实是无兵可战，正规军正在讨伐洪兵，非正规兵由于无薪可支，多数已经解散；“不和”，是的，一直不和；“不守”，守的，当然犯了不少错误；“不死”，未必，他可能就是自杀的；“不降”，是的，不降；“不走”，是的，没有走，更准确地说，是不能走。
当时双方军队的差异已经大到无法一战的地步。当时广东清军大量装备冷兵器，少数火炮也远不及英法先进。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装备300英尺射程的滑膛枪，难以抵挡英法联军1200英尺射程来复枪的打击，陆军最终在人数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被击败。清军与英法军队的不对称远远大于俄军和英法联军之间，海军、火炮、步兵武器，双方的差距相当于中世纪的欧洲军队在同十九世纪中期的欧洲军队作战，几乎可以视同正规军屠杀平民。随后的天津军粮城之战、通州八里桥之战便是这种战斗结果的推演，而中方的军队换成了对当时步兵具有更大威胁的八旗精锐骑兵。
至于有人指责叶名琛没有搞人民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这只能叹息这样的人根本不懂广东当时的历史形势。咸丰四年几十万洪兵围攻广州佛山等地，这些人是谁？不就是现代人划道出来的要发动的人民群众吗？刚刚用血腥武力好不容易镇压下去，谁敢再把他们武装起来，即使叶名琛有胆子这么做，朝廷也会坚决阻止的。1848至1858年十年间，广东境内大小战争不断，经过了长久变乱的广东人，生命朝不保夕，人心涣散。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仍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旁出售水果给舰上士兵；1860年的第三次大沽口战役中，英法联军除了正规军外，还包括了从香港和广东征召的苦力运输队伍两千五百人，“英人既败于天津，复自粤东募潮勇数千人”。从1858至1861年，百万之众的广州人民在五千英军的统治下，虽有零星反抗，但基本上服服帖帖做了三年英国臣民。在这种历史环境下，叶名琛即使想也发动不起人民战争，子汤不知把谁架空过去就能当场有良策御敌于国门之外。
客观地看，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站在当时最理性的角度，莫过于以外交让步谋求和平，争取时间变法强国。但是即使叶名琛有这般见识，他能做得了主吗？当时有一幅挽联：
公道在人心，虽然十载深思，难禁流涕；
灵魂归海外，想见一腔孤愤，化作洪涛。
对于这样一位功过混沌、史说不清的历史人物，我们真觉得难以下笔。爱国、有气节；精于官场，老练持重；心狠手辣，残忍嗜杀；权倾两广，压制异己。
----------------------------------------另附：列卫廉先生的私人日记里记录了俘虏叶总督时的一些荒唐趣闻：“霍尔上校说，叶完全是个懦弱的无赖。他说他扶着叶从小艇走上刚强号时，叶害怕得全身每个关节都在发抖。但是叶在刚强号上倒是过得心满意足，能吃能喝，每天在船上散布以活动筋骨，还饶有兴趣地研究船上机器的运作。……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我们都觉得，当一个重要人物被俘的时候，他往往会企图自杀以示勇敢和忠诚。我们以为叶也会如此，所以做好了种种防备措施。我们让他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两旁各派一名士兵监视，不允许他把手举到接近头部和嘴的地方。结果，每次他抬起手想要剔牙齿、抓耳朵或者整理帽子的时候，杰克都会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强行让他把手放下来。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英勇的念头，所以我们就解除了戒备。在刚强号上，我们问他要不要派人去取几本书来读，他却回答说，所有出版的书籍他都读过了。”（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60）
另有一说
叶名琛字昆臣，生于1809年12月21日，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叶名琛在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不到十八岁，他就考取贡生，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不到四十岁，他就被提升为广东巡抚。
【对外国势力以强硬著称】
1849年，英国人要求进入广州城。这是在《南京条约》中没有的。叶名琛认为条约一经签署就应该“永远守信”，不应该有什么实质性的更改。于是在叶名琛的指挥下，广州各地组织乡勇，全力以赴做好守城准备，以防英军来袭。英国海军司令柯利尔报告，有成千上万的农村武装进入广州城，形成了“人自守卫，戈矛耀路，锣鼓震天”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侵略者改变了过去的炮舰政策，改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叶名琛和当时的总督徐广缙一起伪造了皇帝的诏书，使英国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实现。广州人民兴高采烈地搭起了六座宏伟的彩牌楼来为叶名琛和徐广缙庆功。道光皇帝也喜出望外，破例将叶名琛加封为男爵，他成为清朝历史上极少数成为男爵的汉人之一。
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逮捕了亚罗号上的中国船员。叶名琛依然采取强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10月14日，英国海军虏去一艘中国水师的官船。21日，英军开始在司令西马糜厘的率领下，乘船攻击珠江两岸的炮台。至此，两国处于战争状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此时，与英国开战对叶名琛来讲不是一个好时机。他所有精锐部队都在江浙作战，广东的财力基本已经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消耗殆尽。他面临无兵可派、无险可守、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尽管内外交困，但是面对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态度，叶名琛仍然沉着应战。
【间谍战击败英国侵略者】
叶名琛与英国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间谍战。1856年，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利用原有的保甲系统，侦察敢于为英国侵略者刺探情报或提供粮食的汉奸，逮捕了七八十人。他还给广州市民发放身份证，无证者一律不得进出城门。英国人后来不得不承认从广东他们几乎得不到什么信息。与此同时，叶名琛启用了他多年来经营的谍报系统。在和平时期，叶名琛通过广东夷务总局向英国人占领的香港派出了大量探子。这些探子的公开身份是在香港做贸易的商人，而实际上他们都是叶名琛手下的军人。战争开始后，他们与叶名琛的信息交流更加频繁，每五天就联系一次，给叶名琛提供了大量关于香港的英军部署和调动的情况。叶名琛自得地说：“我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知己知彼使叶名琛在广州作战的初期获得了胜利。
叶名琛以重金鼓舞士气，凡斩英人首级者赏银元三十，务必把英军“根诛尽灭”。他积极采取袭扰战的方式，使英军日夜不得休息，首尾不能相顾。夜晚时他派遣沙船，满载炸药冲击在岸边休息的英军。同时，还派出火筏对英舰进行火攻，使英舰不敢靠近岸边，从而减少了白天中国陆军所受到的炮火压制。11月15日，中国水军还趁大雾垂江炮轰英国舰队长达二十分钟之久。英军司令西马糜厘对叶名琛的战术毫无办法，法军见势不妙借口保卫香港早早地撤出了广州。经过四个月毫无结果的对峙，疲惫的英军不得不放弃进攻广州的意图，开始撤退。
同时，叶名琛对英军的后勤基地香港展开了攻势。香港地理位置特殊，是天然的良港。但是香港严重依赖内地输送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新安县给香港提供大量的供给和服务，叶名琛派新安县士绅陈桂藉负责对香港的行动。陈桂藉召开了全县士绅大会，决定停止对香港的一切供给，从香港撤回全部新安人，直接导致了香港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和人力资源的短缺，使香港很难为在广州作战的英军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此后，叶名琛对香港实施了禁运。陈桂藉派人在通往九龙的交通线上设卡，还组织小型纠察船队保证禁运。禁运使香港几乎成为臭港，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叫苦不迭。
叶名琛还派人突袭香港。1851年1月19日，一队乔装的乡勇，突袭了英军的巡逻队，杀死一名英军军官。这类的突袭行动还很多。包令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们不得不时刻提防绑架、暗杀和纵火”。后来更出现了面包投毒事件，一些乡勇在面包房里秘密地放进了砒霜，导致许多英国人中毒，其中也包括包令的夫人。叶名琛的行动使香港的英国人大为恐慌，大批英国人逃到澳门避祸。1857年7月，包令也因为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被英国政府解职。
从1856年轰击广州城到1857年包令被解职，叶名琛运用间谍战、贸易战和袭扰战依靠士绅训练的乡勇积极抗击，没有让英国人占到任何便宜。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叶名琛逐渐陷入不利的地位。叶名琛将胜利的消息上报朝廷后，非但没得到皇帝的嘉奖，朝廷反而申斥他不应轻启战端，要他与英国人谈判。这就使叶名琛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战略间隙，使英国有机会增援在中国的英军。
贸易禁运在损害英国人利益的同时也给中国贸易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广东许多士绅从事对外贸易，由于实施贸易战关闭海关，大量广东士绅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很难再负担训练和雇用乡勇的开支。因此广州保卫战中的主力——乡勇难以为继。这使叶名琛陷入了无兵可用、没钱可花的窘境，从根本上动摇了叶名琛的阵脚。
1857年10月，额尔金爵士率领援军进驻香港，敌我双方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额尔金爵士在听取进攻广州的英军指挥官西马糜厘报告后，深感叶名琛是个很难对付的军事将领。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犹豫着，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最后，他决定要北上避开叶名琛这块难啃的骨头，直接找中国的皇帝。但是就在这时，一艘广州的官船被英军截获，船里大量的官方文件被英军获得。包令从文件中得出结论：叶名琛已经无兵可派没钱可花了，广州连一天都守不住。包令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不顾已经被解职，奔上额尔金的旗舰力劝额尔金改变北上的决定。
这时汉奸出卖了叶名琛，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见势不妙，便同敌人勾结，英军轻易占领广州。叶名琛忠于职守，不离督府，最终被俘。
【被满清政府刻意丑化】
英法联军在广州建立了傀儡政府。英国人认为“叶名琛无疑是英勇、果断的人，广州人一定为有这么一个父母官而骄傲”。要想完满解决如何占领广州这个难题，“必须把叶名琛的名声搞臭”。英法联军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并利用一切机会败坏叶名琛的名声。这样也做正中那些通敌者的下怀，因为他们巴不得通过抨击叶名琛来转移人们对他们卖国行径的注意。
广州沦陷后，中国军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导致作为帝国心脏的北京被占领。难逃历史罪责的满清政府利用当时在广州的英国人制造出来的谣言转移视听，将叶名琛丑化成一个自大傲慢又愚蠢的官员，战败的责任就由皇帝和清廷那里转移到叶名琛一个人的身上。
就这样，在外国侵略者、汉奸和清廷三者心照不宣的推波助澜下，出现了薛福对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戏谑。而叶名琛傲慢愚蠢的形象深深地烙在人们的印象中。一个历史人物就这样被扭曲了。谣言和曲解遮蔽了历史的真实，连英国侵略者都惧怕三分的叶名琛反而被中国人丑化。他生前壮志未酬，死后遭人诟病，从民族的角度看无疑是一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