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遥天（1913—1990年），潮阳棉城人。在上世纪20年代末，与郑卓群、陈大羽、陈文希等在汕头外马路组织春阳画社，还在所读中学组织了一个红柿文学社。1930年曾到上海美专学习，抗日战争时曾任职于教育部潮州战区督导处，主编《潮州文化》。抗战胜利后，应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之邀，任潮州修志馆编纂，主编《语言志》和《戏剧音乐志》，1950年去香港，1953年定居马来西亚槟城。任教于钟灵中学和马来西亚学院，并被马来西亚联邦教育部聘为课程委员，主编《教与学》月刊，其著述包括考据、散文、小说、联语、诗等共有40集，约600万余言。
萧遥天有多方面的喜好，自谓在学术上是一个“杂货囊”，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其少年时，因为喜爱画画，为了追求诗情画意而学诗，又因作画要题字而攻书法。画种涉及山水、人物、花鸟、走兽，书以草、隶见长。萧遥天非常推崇章草，他不仅深学过两汉刻石，如《石门颂》、《乙瑛碑》、《衡方碑》等，以及学晋魏隋唐写经，而且尤以索靖的《月仪帖》、皇象的《急就章》等用功甚笃，深得隶书、章草三味。其隶书体态秀逸，柔中藏刚，平静祥和，娟娟可爱；章草则字眇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奇古圆浑，既有隶意又有行书笔法，有一股超脱世俗的韵律感，若清漳长源，流而无限。著名画家张大千对他评价是：“萧遥天的笔墨很深刻，是溶诗书画于一图的文人画中的佼佼者。”
萧思齐收藏萧遥天写给孙的章草陆游诗：“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行列整齐清晰，字距大体均匀，逐个摆开而不牵连，大小仿佛而富于变化，多是纵向取势，起笔既有逆入蚕头亦有直接顺势而入，收笔既采用了隶书的磔法又融以今草笔意，抛开了章草传统书写章法的束缚，使得节奏强烈，韵律悠扬，给人一种音乐的感觉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有天真烂漫之奇趣，达到一种含蓄丰约之意境，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
南洋华侨称萧遥天为东南亚潮人一枝花。这是有一定依据的，也不过分。弱者用泪水企盼幻想，强者用汗水争取丰收。从1950年萧遥天到香港后不久，在1953年受聘于马来西亚槟城钟灵中学，担任华文组主任后，他便定居槟城，一面教书，另一面又从事潮州文化的研究及著述，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作品。如果从昔年的论著算起，前后也有五六百万字！洋洋大观，全是绞尽脑汁，日夜用汗水换来的心血之作。他的作品有好几类：小说《春雷》《夜莺曲》《豹变》《虎变》《龙变》(冬虫夏草三部曲)；诗作《遥天诗草》《不惊人草》(以上为早年之作)《食风楼诗存》；散文《食风楼随笔》《热带散墨》《展画行脚》《东西谈》《人生散墨》《佳节散墨》；其他专著《中国姓氏研究》《萧氏源流世系人物考》《郑氏源流世系人物考》《张氏世系源流人物考》《中国人名的研究)《易卦通俗解释》《修辞说例》《读艺录》《写画一得》《华文教与学》《年兽与图腾崇拜》《姜园嵌字联甲辑》《潮州语言声韵之研究》《潮州戏剧音乐志》《潮州文化丛谈》《潮州先贤与民间传说》，等等。这些作品尤其以对潮州文化中语言、戏剧、音乐的研究颇有价值，得到各国汉学家的赞誉。日本一些研究中国戏剧的权威，家中书橱也藏有萧遥天的《民间戏剧丛考》(即《潮州戏剧音乐志》)。日本有关报刊曾刊登—篇李芃《青木儿访问记》，记者问他对此书评价如何?他说：“著者的研究方法，并无大胆的假设，而是在于小心的求证。从萧先生的笔端看，处处可以见到他的渊博专精，使读者不能释卷，一定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龙彼得到东京，在荷兰驻日本大使高罗佩处见到这本书很感兴趣，想向高罗佩借看，那知高罗佩回答说：“朋友赠的书，不能借。”东京书店又没卖，他只好请高罗佩先生写信介绍才找到萧遥天，要了几册。第二年他已把书的有关部分译成英文。法国政府官员班文干在香港看到此书，即向香港潮州会馆询问萧遥天的地址，有关人员告诉他，可能萧先生住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他即去信南洋大学文学院，那知院长是萧先生的族侄萧庆威，便和萧遥天先生联系上了。因他是研究傀儡戏的，想和萧遥天先生讨论傀儡戏的有关问题。其他国家的如汉堡大学教授傅吾康，西德布海歌，法国政府有关部门包和帝等对此书都有较好评价。最精彩的和令人读了难忘的评价莫过于柳北岸对萧遥天《潮州语言声韵之研究》的生动有趣的评价了。这里不妨摘录一段：“我读这本书，浮想联翩，仿佛有一镜头，是萧先生正在召开一个专题研究会，列席的有许慎、顾野王、顾炎武、段玉裁、钱大昕、汪荣宝、李思纯、章太炎，以及翁辉东……诸位学人，他们品了潮州功夫茶之后．对于潮州语言音韵，都有发言．而且一致认为潮州语言声韵，的确存有中州古声古韵的论据，从而给萧先生许多研究的意见。另一个画面，是萧先生处于宁静安谧的山斋，在烛光下，不惮各家发言的繁缛，综合他们所讲的，用来和潮人的语言声韵比勘，证明都很吻合，使大家明了我们现在所操的潮语，就是千百年以上中州古汉语。按历来音韵学家们研究古声古韵，都是从书本上的材料针对书本上的对象，在书本上搬来搬去，好像买空卖空，而且言辞艰深，外行人看不懂，有点莫名其妙。萧先生这本书却引用了很多前人的定论来和一种活生生的方言印证。一点含糊不得，外行人读了都有亲切的体会。萧先生这种有根有据把书本上已死去的语言来对照潮州人的活口，是前人所未做过的研究，也成了他一家之言。故此书问世，必然是传世的学术巨著，亦特长存不朽。”
要把—张坚韧的弓拉满，汗水和泪水代价相等。萧遥天先生原在抗日胜利后，由刘侯武先生牵头成立一编纂潮州志馆，重新修潮州府志。他当时负责《戏曲音乐志》《潮州语言志》，可当时他们小组里的人收集的资料有限。如语言志，手头的资料唯一可借鉴的只有翁于光的《潮汕方言》16卷，但此书毁誉各半，很不公道,必须重新研究，4年的钻研也未能成书。后与他共事的双玉去世，饶宗颐先生到香港大学、新加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萧遥天也任教马来西亚。他一面任教一面在海外继续他原来的研究工作。萧遇天先生说《潮州戏剧音乐志》单材料的收集整理、汇集便花去整整4个年头。又说《潮州语言声韵之研究》一书经移民史之研究、声韵之研究、语汇之研究一步步推寻，“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积40年之奇，才成稿30万言。在研究中遇到问题之艰辛，耗费精力更不堪言。萧遥天先生对学术钻研精神，真使人肃然起敬。
在学术上，他注重调查研究，从调查研究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潮人的来源，从查阅大量的族谱家谱中知道潮人的祖先来源于河南中州，早于客家来潮州500多年。从潮汕各地的迎神赛会中找出潮剧的繁荣兴衰的关系。正如他自己所说：“既无蓝本可援，也无成规可循，唯有转向实地调查，资料缺乏现成的，也只好旁搜外寻了。”他从基层文化整理中又找出许多被历史遗忘的新东西来。
萧遥天先生在研究《潮州戏剧音乐志》《潮州语言声韵之研究》《潮州文化丛谈》《潮州先贤与民间传说》中，有不少新发现和新观点是值得研究潮州文化的人作为参考或借镜的。明清以后我国不少著名学者发现潮州话，并不象外地人所说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话、土话，反之而是里面夹有古时中州的古汉语，很值得研究。现代人把它称为南蛮“番话”，这是因为潮州地处南海之滨，以前海禁未开，交通闭塞，中原南来的人带来的中州文化很少与外交往受影响变化，而保持原来面貌。而中原因战争和各种原因，各民族的迁居相互渗透的影响，原来的语言反受影响面变化成新的东西，而原来的东西反而听不懂了。顾炎武、钱大昕、章太炎等名学者都发现古代很多诗词歌赋甚至佛经用现代汉语去读不押韵，若用潮语读有不少则可读通押韵。不少潮州俚语俗话却是先秦诸子上古典文词．可见潮州先民原是中州旧族。可惜这些研究人员都不是潮州人，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可能对潮州语言文化进一步研究。萧遥 天先生在积40余年研究基础上提出，他研究全国各地方的戏剧，认为各有所异同和相互影响，各地方戏又都以地方方言唱出。潮州白字戏以潮州方言唱出，它的前身是正字戏。正字戏明末在温州崛起，南流成南戏，明末流入潮州。清末民国初在潮州演唱不衰。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有明万历潮剧本的《荔镜记》《金花女》，都是潮州白字戏脚本。而陕北的梆子(西秦)由李自成部队带至两湖，合黄陂、黄冈二黄成为汉戏(潮人称外江戏)后又转入安徽，后称徽班(黄梅戏前身)，徽班传到北京结合河北梆子成为京戏，至于越剧、绍剧则只是百年或几十年的历史。因而，潮州白字戏是地方剧种中最古老戏种之一是无疑的。潮州音乐特确有的二四乐谱，可能是古琴乐谱。潮州音乐细腻、幽雅、动听，这和宋代词乐有密切关系。在潮乐传统古调中如《寒鸦戏水》《柳青娘》《粉红莲》等都有头板、拷打、三板，这相似宋词的增、减、摊破。潮州音乐以表达哀怨、凄凉情感的“话五调”，这却和宋乐音色“勾”同位。萧遥天先生说，这绝不是巧合。宋词先有乐调，诗人按词谱填词，可弹也可唱。后来因弹唱人文化不高，只会弹唱不会填词，而会填词的文人又大都不会弹唱的音乐，这样填词和音乐在后来便分了家，潮州音乐有的乐曲便是分了家的词乐一部分。
萧遥天先生还有一些独特的新鲜见解，尽管这些见解在史书上还查不到，却在地方志上有所记载，也有作研究的参考价值。如从考查中他“发现唐时，韩愈当时的潮州州治是今广东潮阳县临昆乡，与大颠卓锡的灵山寺只相隔十华里。并不是现今所说的潮州州治是今潮安县。因韩愈在潮州当官只有8个月，便无交往机会。”还有认为韩愈祭鳄鱼后，潮州鳄鱼绝迹的原因是气候变化。鳄鱼是生长于热带的，潮州在唐末时尚是热带气候，后来才变为温带气候，它不适合鳄龟生长，鳄鱼便不来了。
萧遥天1912年生，潮阳棉城人。原名公畏，字无畏，号姜园。萧遥天是笔名。30年代他曾到上海美专学习，抗日战争时曾任职于教育部属下潮州战区督导处。他曾创办《潮州文化》，任主任。1946年任潮州志馆《潮州志》编修，主要编纂《语言志》及《戏剧音乐志》。1950年去香港。1953年定居马来西亚。曾任马来西亚联邦教育部课程委员、马来西亚师范学院讲师，创办与任教槟光学院，主编《教与学》月刊，以及编写教科、考试指导书。先后三次举办马来西亚全国小说创作赛。1982年在泰国曼谷参加国际潮团第二届联谊会会议。1987年在北京出版《中国人名的研究》。从70年代起先后在东南亚30多个城市举办诗文书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