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巴莱特（Elizabeth著名女诗人，1806年3月6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显现了好学的天性和文学上的才能。她从没受过正式教育，凭着自修，精通了古希腊文，还学会了拉丁文和欧洲好些国家的语言。
她在英国西南部乡间长大，本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爱好书本，也爱好大自然，她也爱骑着小马在绿原上驰骋——我们的女诗人是有过快乐的童年的。但是在15岁那年，有一次骑马，不幸跌损了脊椎，从此她就失去了可贵的健康，20几年来一直是禁锢在床上的病人。
她的生命够悲惨了，然而苦难并不就到了尽头，她还得一次次遭受意外的打击。
先是她的母亲去世了，以后她的弟弟爱德华就成了她最亲爱的人，他陪着她在乡间养病，不幸溺死在她窗前望得见的那条河流里。她回到伦敦的温波尔街，和家里的人住在一起。伦敦阴寒潮湿的气候对于患慢性疾病的人是有害的，她的身子越来越坏了。在夏天的时候，她坐在椅子里，难得让人抱着，下楼一二次，见见天日；到了冬天，她蛰居在房里就像一头冬眠的睡鼠那样动弹不得。
但是她还是承担起人生的辛酸，坚韧地活下去，把她的悲哀和希望都写进诗歌里。她在1833年和1838年先后出版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英译本和诗集《天使们》，平时也经常在伦敦的文学杂志上投稿。
结识白朗宁1844年，她的两卷本诗集出版，这在她长期的创作生活中，是一块可纪念的里程碑。由于这部诗集，她结识了另一位诗人罗伯特·白朗宁（BobertBrowning1812-1889），她那充满着哀怨的生命从此打开了新的一章。
在当时，白朗宁还是个没有名声的青年诗人，知道他的只有少数几个朋友。白朗宁读到了她的诗集，汹涌的热情驱使他写下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巴莱特小姐，你那些诗篇真叫我喜爱极了，我爱极了你的诗篇——而我也同时爱着你……第二天，女诗人回了他长长一封信：亲爱的白朗宁先生：我从心坎深处感谢你……他们的真挚纯洁的友谊从此开始，他们继续不断地互通信札，对彼此的诗创作交换恳切的意见，又从文学谈到人生，从倾吐早晚的灵感，到追叙童年的情景……。最初四个半月殷勤的通信，在她一片昏暗的生活中忽然打开一个窗口──她一天里最光亮的时辰，就是每当黄昏降临，在期待中听到邮差的那一声叩门。
经过几次请求，他克服了她怕见生人的癖性，在5月下旬，风和日暖的暮春天气，来到她的病房中。他见到了她，可怜瘦小的病模样，蜷伏在她的沙发上，贵客来都不能欠身让坐，一双深沉的大眼睛里透着几分哀怨的神色。
在会面后的第三天，她竟接到了他的一封求婚的信。
哪一个少女不怀着甜蜜的爱的梦想？可是我们的女诗人不再是年轻的姑娘了，她已经39岁，对生命完全放弃了希望的人，而她的“情人”比她年轻了6岁，奋发有为，正当人生的黄金时代。
她拿着信，痛苦了一夜，第二天拿起笔来悲哀地、可是断然地拒绝了他。同时请求他以后别再说这样“不知轻重”的话吧，否则他们俩的友谊就没法维持下去了。
白朗宁慌忙写信去谢罪，也顾不得自己从来没说过谎，解释前信只是感激话说过了分，只是一时的有失检点。
一场风波算是暂时过去。但他们俩实在谁也舍不下谁，他们的通信甚至比以前更殷勤了，往往每天都得写上一封以至两封信。在没有得到对方回音之前，往往寝食难安。
爱的力量从春天到夏天，白朗宁不断地从他花园中采集最好的玫瑰给女诗人送去。花的鲜艳、花的芬芳，加上送花人的情意，给本来昏暗的病房增添多少生趣啊。为了让那些可爱的鲜花更有生气些，向来总是关得紧紧的窗子竟然打开了，病房里开始有了一股流通的空气。
在这一段时期里，女诗人的健康飞快地进步着，萎缩的生机重又显示出生命的活力，大夫们不知道这是爱情、这是生命的新的欢乐、新的希望所创造的奇迹，对这现象只能感到惊奇而已。
恰好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在正月里的一天，她用自己的脚步（而不是让她的一个弟弟抱着），走下楼梯，走进了会客室，“我叫人人都大吃一惊，好像我不是从楼梯头走下来，而是从窗口走出去了。”
第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2月初，丁香花和山楂已经爆芽了，接骨木已经抽叶了，画眉和“白喉鸟”已经在枝头尽情歌唱了。4月里，女诗人向未来表明她的信心，悄悄地买了一顶妇女出外戴的软帽。5月中旬，这顶软帽的主人，由她妹妹陪着，闯到公园里去了。阳光从林子的树叶间漏下来，显得分外柔和，斑斑点点，洒满了她一身。她下了马车，踏上绿油油的草坪，从树上采下了一朵金链花。大自然的清新的空气叫她如痴如醉了一阵，四周活动着的人们忽然都成了幻梦中的点缀，仿佛这会儿，只剩下她自己和不在她眼前的心上人才是真实地存在的。那朵小小的金链花她放在信中，寄给了白朗宁，回报他不断送给她的那许多鲜花。
也就在那一段时期里，她开始写下献给她情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她的才华在这里更达到了顶点。
当他第三次向她求婚的时候，她再也没法拒绝了，她已是一个被征服者，心悦诚服地答应着她情人的呼唤。
出她妹妹亨丽泰禀告父亲她有了一门亲事，不料他老人家顿时大发雷霆，就像他女儿干下了伤风败俗的勾当一样，把旁边的女诗人吓得当场昏了过去。她宁可到大西铁路去再忍受一次火车进站的吼叫，也决不愿面对这样一个暴跳如雷的父亲。
1846年9月12日，女诗人经过一夜无眠，由她忠心的女仆陪着，两腿发抖地走出家门，雇了一辆车，来到附近一个教堂，和她的情人悄悄地结了婚。没有娘家的一个亲人在场，可是她内心激动，只觉得自从那个教堂建成以来，有多少妇女站在她正站着的地方举行过婚礼，可她们中谁都不及她那样幸福，那样有理由全心全意地把敬爱和信任献给她的丈夫。尽管她们结婚时有父母等亲人在旁祝福、祝贺，她却没有，但并不遗憾，觉得这也是公平，“因为我太幸福了，用不到呀！”
这对新婚夫妇走出教堂，只能暂时分手。将要踏进家门时，她万分舍不得地捋下了新娘的结婚戒指。一星期后，她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她的忠心的女仆，她的爱犬，还有她怎么也舍不得留下的这一年又8个月积聚起来的一封封情书，悄悄地离开了家。这对新人离开岛国，渡过英吉利海峡，奔向欧洲大陆去了。
意大利他们俩先到法国巴黎，小住一周后，南下马赛，乘船到意大利的热那亚，10月初，到达了目的地比萨。在这阳光灿烂、安静得像睡去的山城，他们一住半年；生活也是安静、幸福，几乎忘了世事。第二年4月，移居佛罗伦萨，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在整整4年中，这对夫妇没有离开过意大利，生活十分愉快。白朗宁说：“我们就像一个洞穴里的两只猫头鹰那样快乐，只是‘巴’胖了，脸色红润了。”一位女友也这样形容女诗人：“这位病人不是有起色了，而是换了一个人了。”的确是这样，本来是缠绵床笫的残废人，现在竟成为登山涉水、探幽访胜的健游者：威尼斯、帕度亚、米兰等地都留下他们的游踪。在米兰，她紧跟着丈夫，一直爬到了大教堂的最高处。女诗人给她妹妹写信道：“我叮嘱他千万不能逢人就夸他妻子跟他一起到这儿去过了，到那儿玩过了，好像有两条腿的老婆是天下最稀奇的活宝了。”1849年3月，婚后第三年，女诗人刚过了她的43岁生日，给小家庭增添了说不尽的欢乐气氛和一名男丁。
小“贝尼尼”很聪明，具有艺术禀赋。母亲教他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父亲每天给他上两小时音乐课（白朗宁有很深厚的音乐修养），他八九岁就能演奏贝多芬的奏鸣曲了。后来他成为一个艺术家。
1851年，白朗宁夫妇带着两岁的孩子，经过瑞士、法国，访问了阔别5载的英国，但是白朗宁夫人永远也不能再踏进自己的老家，让老父亲看一眼他那么可爱的小外孙而原谅跪在他脚下的女儿。她永远没能再见她父亲一面，温波尔街50号的大门永远向她关上了。这个老头儿把女儿恭恭敬敬写去的信，连同以前的去信，原封不动地一起退了回来，至死都没有宽恕她。
白朗宁夫妇一起度过了15年幸福的生活，在这15年中，从不知道有一天的分离。1861年6月29日，白朗宁夫人永别了她的罗伯特。临终之前，她并没多大病痛（不过患支气管炎罢了），也没有预感，只是觉得倦。那是在一个晚上，她正和白朗宁商量消夏的计划。
“她和他谈心说笑，用最温存的话表示她的爱情，后来她感到倦，就偎依在白朗宁的胸前睡去了。她这样地瞌睡了几分钟，她的头忽然垂了下来。他以为她是一时的昏晕，但是她去了，再不回来了。”她在她丈夫的怀抱中瞑了目，她的容貌，像少女一般，微笑、快乐。
消息传来，7月1日早晨，“吉第居”所在的那一个市区的商店都自动停止营业，表示他们的哀思。
佛罗伦萨的人民感谢白朗宁夫人对于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厚同情，以市政府的名义，在她生前所住的“吉第居”的墙上安置了一方铜铸的纪念牌，上面用意大利文刻着：在这儿，Ｅ·Ｂ·Ｂ生活过、写作过。她把学者的智慧、诗人的性灵和一颗妇女的心融合在一起。她用她的诗歌铸成了黄金的链环，把意大利和英国联结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