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创办的私营棉纺织企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张謇在“设厂自救”的浪潮中开始筹办。次年开始购地建厂。拟招商股60万两，一年之久只招得三四万两。1898年，张謇通过刘坤一将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的纱机20400锭领回，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次年春开车生产，厂址在江南通州（今南通市）。厂区周围是产棉区，原料价廉。工人工资较低，正、杂各税也较轻。当地发达的土法织布业，为棉纱提供了市场。经营顺利，利润优厚。1903年增纱锭4.08万枚，又以盈余添购2.6万纱锭开设大生二厂，1907年投产。1915年增设布厂，同时在海门筹设第三厂。1921年又设立大生副厂。不久改称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纺织公司。此后由于天灾，军阀混战和经营规模过大，出现亏损的资金周转不灵。1922年以后开始被银团监管。1925年江浙财团接办大生各厂。1935年第二纺织公司倒闭。1952年第一、第三纺织公司公私合营，1966年国营。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潘华茂、郭勋、樊棻与通海花布商刘桂馨、陈维镛、沈敬夫和张謇集议集股规银60万两，每股100两，共6000股，官利年息８厘，创办通州纱丝厂。是年十二月八日，由张謇咨呈两江总督转奏立案。性质是为商办，分通沪两地进行集股。
由于集股不顺利，1896年秋，樊棻、陈维镛撤退，另由高清、蒋锡坤参加。11月，通过刘坤一，将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布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锈蚀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另招商股50万两合100万两，改为官商合办，以减轻商股负担。但以后因商股一直集不起来，而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他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张謇经两多年的奔波，先将凑集到手的资金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在通州唐闸陶朱坝兴工建厂，根据《周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取名为“大生纱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3月11日试炉，3月25日试引擎，3月29日试车，到1899年5月23日（阴历四月十四日），正式开车纺纱，并制订“厂约”。是年九月，纱价跳高，纱厂赚了钱，生产能得以维持下去。开车第二年，得纯利（除官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共得纯利190余万两。因而利润较高。由于股东分到优厚的余利，入股者渐多，1901年增加资本8万两。1903年，盛宣怀所领的那部分官机又转来大生纱厂，折价25万两，连新增加的30万两商股，这年共增加股本55万两。全厂共有40800锭，占了全国纱锭总数的11。9%。
1904年（光绪30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倾销东北的洋布锐减，南通关庄土布得以在东北畅销，一年总销数在15万件（每件40 匹）以上，而当时大生纱厂的棉纱产量仅及关庄大布用纱量的一半，这就给大生纱厂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905年获利特厚，增加股本67万两。1907年，大生分厂在崇明建成，资本80多万两，纱锭26000枚。是年7月23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成立了统一正厂、分厂的“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呈准商部注册，并取得“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树立了大生地方经济垄断的体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使中国纺织工业有了发展的良好机会，给大生纱厂带来了“黄金时代”。从1917年开始，这年由于外货锐减，国产纱布畅销，特别是四川、江西两地需要量更大，纱价由每箱156元涨到230元，因此全年获利76万两。以后四年也连续赢利，1917—1921年五年共获利560多万两。
从1922年以后，大生各纺织厂开始走向下坡。其外部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特别是日、美、英等国加紧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占领市场，使刚刚建起的大生各纺织厂受到严重打击。
1923年秋，大生一厂因无款购花而停工，乃由刘子诚，丁子盈各出1万，并张謇存垦牧公司数万，合其他同人得10万元，另以各盐垦公司所产棉花为原料，组成“一厂维持会”，对一厂予以资金支持维持开工生产，维持会推刘子诚、章静轩为正副主任，朱警辞为经理，为时一年，惟因适逢花贵纱贱之期，因而营运仍未能好转。1924年冬，一厂即为地方金融维持会接管。
1924年冬，大生一厂债权人南通张得记、东源、顺康、永昌林、 振丰、源通、汇余、诚豫、同丰泰、正公记、鼎昌等钱荘催索债款，大生无法理楚，允许钱荘组织“地方金融维持会”监督经营，其目的完全在于收回贷款本息。
1925年，又由上海的金城、上海、中国、交通四家银行和永丰、永聚钱荘等债权人组成一个银行团维持会来清算、接办大生各厂，分别成立了联合接管机构。大生一厂欠永丰钱荘款项较多，自1925年至1938年，由永丰派来经理李升伯。经过李升伯的改革，一厂的局面总算稍微稳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