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年2月8日 — 1966年11月26日）
德国著名电影理论家，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卒于美国纽约。早年做过报刊编辑，1933年因遭纳粹迫害流亡国外，开始艺术史的研究。1941年定居美国，进行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研究。著作有《电影的本性》、《宣传和纳粹战争片》和《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
克拉考尔只写过寥寥几部电影专著，但它们的重要性足以让克拉考尔在电影理论史上占据不可磨灭的地位。《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是一部见解独到的电影社会学著作。克拉考尔运用了精神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精细地分析了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电影。在梳理了决定德国电影诞生和发展的种种因素后，他明确指出电影比其它门类的艺术更能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因为首先电影不是个人产品，其次电影必须适应观众的愿望。他认为，德国电影发展的几个阶段其实始终只围绕一个不变的轴心：民族心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表现主义取代战前的现实主义，标志人民对悲惨现实的逃避和对失落感的掩饰，而20世纪末现实主义的再度兴起则说明上述的逃避终结了。这种转变实际上反映了那段时期德国民族心态的起伏变化，从而，克拉考尔用电影的风格和内容的变化，证明希特勒的上台是某种民族心态导致的结果。电影便在这种民族心态的变化中随波逐流。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二战前参与了表现主义电影运动和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电影导演（如Fritz Lang）的攻击。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克拉考尔的观点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学说开了先河。
克拉考尔在《电影的本性》一书中建立了他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该书的副题:“物质现实的复原”,体现了他的中心论旨，因为他把电影看作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其全部功能是纪录和揭示我们的周围世界，而不是讲述虚构的故事。他研究电影的目的是通过对各类电影的研究，寻找出一条最符合电影本性的发展路线。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电影的材料和方法，摒斥了一切“非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树立起他的“电影化”标准。他的结论是，只有拿着摄影机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和摄录那些典型的偶然事件,才能拍出符合电影本性的影片克拉考尔被认为是西方写实主义电影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但他对传统的故事影片所持的排斥态度引起了很多争议。
S.克拉考尔是另一位原为德籍的美国电影学者。他采纳了巴赞的理论前提，根据自己40多年的“观影经验”，写出了《电影的本性》(1960)，把纪录派理论发挥到了极至。
克拉考尔说，他的电影理论是一种“实体的美学”，而不是形式的美学。他关心的是内容。他的立论基础是：“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手段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纪录和揭示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
和巴赞一样，克拉考尔也抛开了传统的艺术观念来看待电影，但比巴赞走得更远。他断言说，传统艺术观念“并不、也不能适用于真正‘电影化’的影片”，因为传统的艺术是“从上层到基础”，即从思想意图出发来消化物质现实材料，而唯独电影是“从基础到上层”，即从对物质现实的如实反映开始，最后走向某个问题或信念。因此，“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于寻常的艺术”，“是唯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
克拉考尔的理论目的是通过对各类电影的审查，找出一条最符合电影本性的发展电影的路线为此,他详尽地分析了电影的材料与方法，摒斥了一切“非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树立起他的“电影化的”标准，最后在人类活动的总的背景上论证了电影的规律和可能性。
克拉考尔用“物质现实的复原”来概括他的“电影化”的概念。为了达到“复原”的目的，他只允许电影发挥“纪录”和“揭示”两种功能，而排斥一切经过艺术家设计的、有明确思想意图的、在故事结构上有头有尾的影片。即使是纯视听形式的实验影片也在受排斥之列，因为在他看来，这种影片固然倾向于避免讲述故事，但它们在这样做时却很少考虑电影手段的近亲性，忽视摄影机面前的现实；它们废除了故事的原则，只是为了树立艺术的原则，在这次“革命”中也许艺术得到了好处。电影则一无所得。
在克拉考尔看来，最“电影化”的形式和内容是“找到的故事和插曲”。所谓“找到的故事”有3个特征:①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构想出来的；②它是自然素材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元素，很少有可能发展成一个独立自在的整体；③它能再现出我们周围世界中一些典型的偶然事件，使其通过摄影机的揭示而从生活流中实现出来，继而又消失在生活流中。
克拉考尔深深意识到，他给电影规定的严格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遭到反驳，因为他对一切“非电影化”的题材的排斥，除了依靠他自己对电影的独特信念和热情外，无法在电影理论范围内找到任何根据。于是他便转而在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变迁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论证他的电影功能论。克拉考尔认为，看电影的意义在于使现代人有可能经验物质现实，把注意力从内心世界转移到生活的外部现象上来。现代人非常需要这个“转移”，因为他们患了“思想空虚症”和“认识抽象症”。他认为，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过去3或4个世纪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有两个变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共同的信仰渐失人心，一是科学的威信稳定上升。由于现代人不再有共同的信仰，他们对理性的作用发生了怀疑，趋向于反理性主义；另一方面，科学的发达导致人们“把现实现象数学化”，把事物的具体的物质内容化为抽象的认识。这两者最后使观代人成为对观实漠不关心的“孤独的人群”。唯有电影才有可能帮助人们“通过摄影机来经验这个世界”，使它从冬眠状态中、从虚假的不存在状态中彻底恢复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