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韵音】ghung myox cjengh yonh
【吴语音】ghon vu cen yuin
【日语音】kou bu sei in
【朝鲜谚文】홍무정운
【朝鲜音】hong mu jeong un
《洪武正韵》是明太祖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乐韶凤、宋濂等11人奉诏编成的一部官方韵书，共16卷。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当时去古已远，须重修官定韵书，遂命韶风等文臣修纂，参纂者有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淑允、编修朱右、赵埙、典薄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荅禄舆权；预评定者为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右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刘基、湖广行省参知事陶凯。于洪武八年（１３７５）成书，宋濂奉敕撰序。
据《明史》和《洪武正韵序》记载：“自梁之沈约拘于四声八病，始分为平上去入，号曰类音，大抵多吴音也。及唐以诗赋设科，益严声律之禁，因礼部之掌贡举，易名曰《礼部韵略》，遂至毫发弗敢违背。……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虞、模、麻、遮之属，若斯之类，不可枚举。……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序文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分平、上、去、入四声，凡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把古来相传之二０六部并为七十六部，不标声类，但根据反切系联，为三十一类。其注释一以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为稿本，而稍以他书参考增损。历代韵书，自此一变，为曲韵南派的创始著作。说明当时语音已与《切韵》一系韵书代表的不同，但仍保留入声，又有全浊声母，使后之学者疑其泥古或调合南北方音。历代学者指摘其未为完善，但此书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后世编书，往往以《洪武正韵》标序，对朝鲜也影响很大，朝鲜的《东国正韵》、《训民正音》、《四声通考》等书均以《洪武正韵》为重要参考材料。有明初刊本、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刊本等版本。该书唯一保留的原始读本现存于安徽师范大学敬文图书馆中。
《洪武正韵·序》
明洪武中奉敕撰。时预纂修者。为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淑允。编修朱右。赵壎。朱廉。典簿瞿庄。邹孟达。典籍孙蕡荅。禄与权。预评定者。为左御史大夫汪广洋。右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刘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陶凯。书成於洪武八年。濂奉敕为之序。大旨斥沈约为吴音。一以中原之韵。更正其失。并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部。入声为十部。於是古来相传之三百六部。并为七十有六。其注释一以毛晃增韵为稾本。而稍以他书损益之。盖历代韵书。自是而一大变。考隋志载沈约四声一卷。新旧唐书。皆不著录。是其书至唐已夫。陆法言切韵序。作於隋文帝仁寿元年。而其著书。则在开皇初。所述韵书。惟有吕静夏侯该阳休之周思言李季节杜台卿六家。绝不及约。是其书隋时已不行於北方。今以约集诗赋考之。上下平五十七部之中。以东冬钟三部通。鱼虞模三部通。庚耕淸青四部通。蒸部登部各独用。与今韵分合皆殊。此十二部之仄韵。亦皆相应。他如八咏诗。押苇字入微韵。与经典释文陈谢峤读合。梁大壮舞歌押震字入眞韵。与汉书叙传合。早发定山诗。押山字入先韵。君子有所思行。押轩字入先韵。与梁武帝江淹诗合。冠子祝文。押化字入麻韵。与後汉书冯衍传合。与今韵收字亦颇异。濂字乃以陆法言以来之韵。指为沈约。其谬殊甚。法言切韵序。又曰昔开皇初。有义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旣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卽烛下握笔。略记纲纪。今广韵之首。列同定八人姓名。曰刘臻。颜之推。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则非惟韵不定於吴人。且序中江左取韵诸语。已深斥吴音之失。安得复指为吴音。至唐李涪。不加深考。所作刊误。横肆讥评。其诬实甚。濂在明初。号为宿学。不应沿譌踵谬至此。盖明太祖旣欲重造此书。以更古法。如不诬古人以罪。则改之无名。濂亦曲学阿世。强为舞文耳。然源流本末。古籍昭然。天下後世。何可尽掩其目乎。观广韵平声三锺部恭字下注曰。陆以恭蜙纵等入冬韵非也。盖一纽之失。古人业已改定。又上声二肿部湩字下注曰。冬字上声。盖冬部上声。惟此一字。不能立部。附入肿部之中。亦必注明。不使相乱。古人分析不苟。至於如此。濂乃以私臆妄改。悍然不顾。不亦愼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国初顾禄为宫词。有以为言者。朝廷欲治之。及观其诗集。乃用洪武正韵。遂释之。此书初出。亟欲行之故也。然终明之世。竟不能行於天下。则是非之心。终有所不可夺也。又周宾所识小编曰。洪武二十三年。正韵颁行已久。上以字义音切。尚多未当。命词臣再校之。学士刘三吾。言前後韵书。惟元国子监生孙吾与折纂韵会定正。音韵归一。应可流传。遂以其书进。上览而善之。更名洪武通韵。命刊行焉。今其书不传云云。是太祖亦心知其未善矣。其书本不足录。以其为有明一代同文之治。削而不载。则韵学之沿革不备。犹之记前代典制者。虽其法极为不善。亦必录诸史册。固不能泯灭其迹。使後世无考耳。
《洪武正韵》的价值《洪武正韵》的编撰起因是由於中国经历北方戎狄和蒙元入侵过后引起中原汉人实际语音的剧烈变动，从陆法言的《切韵》一直到宋代的《礼部韵略》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语音，所以本书的编撰原则则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它的分类和王文郁、刘渊的《平水韵》有较大的不同。《洪武正韵》所平分平、上、去各廿二部，就跟元人周德清编著的《中原音韵》的十九部十分相似。但《中原音韵》用于北曲速成，而非正式韵书，而且自洪武开始禁止使用。因为《中原》一书音节皆取自元末当时的鞑靼语与汉语混合而成的“胡儿语”。正宗得到明朝官方认定的只有《洪武正韵》，《中原音韵》当时只被民间认定为曲韵。《洪武正韵》也是韵书革命的一种重要著作，对研究元明时代官话的实际读音具有重要价值。文字义训则根据毛晃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它把韵分成平、上、去三声各二十二部，入声十部，共七十六部。从平声不分阴阳，列有入声和保存全浊声母三点看，它参杂了南方方音，不尽合于当时的“中原雅音”。
《洪武正韵》所平、去、入分部与《中原音韵》相类似，不过它对入声的处理则有所不同。对於此书这种保留入声韵和全浊声母，音韵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一、张世录、王力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是因为此书的编者不敢完全推翻历来极为通行的旧韵书。二是因为编者绝大多数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韵且熟习中原之音，就难免受方言影响。同时元代的《中原音韵》是否有入声和全浊声母存在争议。《洪武正韵》既以中原雅音为根据，对旧韵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变。根据刘文锦的研究,《洪武正韵》的纽部是31类(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本2分)。清纽、浊纽的界限分明。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同是根据中原的语音，较《洪武正韵》早出51年的《中原音韵》只分阴阳，不分清浊，又取消入声韵部，一概派入三声；为什么刚刚过了51年，《洪武正韵》里又有了浊音、入声呢？这反映出《洪武正韵》既重视中原的实际语音，以《中原音韵》为标准音，又考虑到南方人读书说话中还有入声，所以恢复了入声，不采取周德清入派三声的作法。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专辟一节讨论北音韵书的源流,对于其间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洪武正韵》总不免是当时文人杂采古今韵书。调和新旧主张的一种著作,同时又参杂了南方方音,不像《中原音韵》那样纯粹的属于北音系统。因为这一度杂糅南北的结果,就使后来曲韵和北音韵书的演化,也分歧成“南从洪武”和“北问中原”的两条大路了。1996年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也写道：“《洪武正韵》……是古今南北杂糅的一部韵书。在声调方面，它维持传统的入声；在声母方面，它维持全浊声母；但是，在韵部方面，它却大事合并。拿平声来说，它把「平水声」三十个声部并成了二十二个，比起《中原音韵》的十九部来只多出三个。宋濂在《洪武正韵·序》里说：「有独用当并为通用者，如东冬、清青之属；亦有一韵当析为二韵者，如鱼模、麻遮之属。」这样，从声调、声母两方面看，《洪武正韵》偏重于存古；从韵部方面看，它又偏重于从今。而存古与从今都做得不彻底，所以说是古今南北杂糅的一部韵书。”王力也认为，“《洪武正韵》的作者排斥《切韵》系统，以为「韵学起于江左，殊失正音」，于是标榜「一以中原雅音为定」。排斥《切韵》为吴音。”王力继而判断，“所谓「以中原雅音为定」的话是不明确的，中原区域很大，不知指的是什么城市；参加编写工作的共十一人，据籍贯可知者看来，除了一个蒙古人以外，都是南方人，其中有三个浙江人，难免受到自己方言的影响。”[1]可见，王力把“中原雅音”当成了元末明初的中原实际汉语，但实际上宋濂等人所认定“中原雅音”是未受北方戎狄所影响的汉语，而当时江淮地区的「中原之音」相对纯正。因此，罗常培认为14世纪前后，北方有两种并行的读音系统：“一个是代表官话的，一个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说一个是读书音，一个是说话音。”[2]《中原音韵》是反映方言即说话音的，《洪武正韵》是反映官话即读书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异。叶宝奎先生也认为《洪武正韵》的语音基础是十四世纪的读书音。《洪武正韵》在明朝屡次翻刻，影响很大。而清代对此书却很轻视，没有翻刻过它。这与满清胡化汉语的阴谋不无关系。 宁忌浮先生发现了《洪武正韵》八十韵本，通过七十六韵本与八十韵本的对比，并同《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学术界对《洪武正韵》的种种估计，或曰它是中原雅音的读书音，或曰它是明初官话，或曰它是明代的南京音……是针对七十六韵本，八十韵本的出现足以否定上述观点。总不能说八十韵本是中原雅音的第二套读书音、第二套明初官话、第二套南京音吧。”宁先生认为《洪武正韵》不是一个单纯音系的记录，它不能代表中原雅音，更不是江左旧韵。“时间和旧韵并存，雅音与方言相杂，这就是《洪武正韵》。《正韵》不是单纯的、声谐韵协的、完整的语音系统，它不能代表明初的中原雅音(即明初的官话)，也不是旧韵书的翻版，也不是江淮方言的反映，更不是什么读书音系统。”
《洪武正韵》对朝鲜的影响
《洪武正韵》作为官修韵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没有其他官修韵书大。但《洪武正韵》对东南亚文化的影响却超出了其他官韵，这与明代时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朝鲜。1443年创制了朝鲜文字《训民正音》，接下来编制了以学习汉语为目 的的《洪武正韵译训》、《四声通考》、《四声通解》等对音文献，这些材料对研究《洪武正韵》可以提供较为可信的参证。
中国与朝鲜的交流历史十分久远，在汉武帝来掉卫满朝鲜后，就在朝鲜半岛上设郡，从那时起汉族文化便传入朝鲜半岛，汉字也成为当地的通用文字。朝鲜时代，统治者比较推崇这，作为治国和教育之本，而且开科举明吏治，因此与明朝的关系十分友好，交往频繁。为了克服交往中的语言障碍，朝鲜朝设立了司泽院，专门培养翻译人才推广汉语教育。由《通文馆志》(1720)的记载来看，司泽院的政治目的是“事大交邻”，与明朝搞好外交关系，“使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到了世宗时期，更以汉学为重，把实地学习中国语作为目的，派遣人员到中国学习中国语，并探求中国语的正确发音。朝鲜学者对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水平。世宗李裪本人率先垂范，他对汉语语言文字学及汉语音韵学的造诣就很高，他亲自组织郑麟趾、申叔舟、崔桓等学者于世宗二十五年创制了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他们认识到韵书的重要性，第二年就命申叔舟、成三问等人用《训民正音》对译《洪武正韵》。为对译准确，先后七八次派主持这项工作的学者到明朝首都北京考察，在文宗元年完成《洪武正韵译训》(1455)。在当时的朝鲜朝，普遍认为《洪武正韵》是中国最具权威的标准韵书，他们以《洪武正韵》的形式与内容为框架，整理反切的上下字，并用“训民正音”对每个小韵的代表字加以表音，而且保持了当时他们所了解的中国音，另用俗音加以表记，从而编纂出了《洪武正韵译训》，申叔舟又对《洪武正韵译训》的体例加以改动，编纂出更为方便翻阅的韵书《四声通考》。从《洪武正韵译训》，朝鲜学者对《洪武正韵》的研究便正式开始了，得出了《洪武正韵》的声类和韵类。《洪武正韵译训》和《四声通考》就是采用了三十一声母的体系。但是《洪武正韵译训》于一九七二年才发现残本，《四声通考》已经亡佚，最早能被学者所看到的是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声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之图》，图中把《洪武正韵》的声母按照角征羽商宫五音，水木火金土五行和牙、舌头、重唇、轻唇、齿头、正齿、喉七音，分为全清、次清、全浊、不清不浊音，考订出三十一声母，并用谚文给每个声类标了对应音和对应字母。
朝鲜人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声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韵三十一字母之图》中就考订出《洪武正韵》有三十一声母。1931年刘文锦对《洪武正韵》的声类进行了考订，也得出了三十一声类的说法。两者的归纳基本相同。罗常培先生在刘先生论文后面的案语中这样评价的：“又朝鲜崔世珍四声通解，崔桓东国正韵及申叔舟四声通考等所定三十一初声亦并云以洪武正韵为宗。今刘君所考与此不谋而合，则其说当可信据矣。”[12]从此后凡介绍《洪武正韵》，几乎都说明其声类为三十一声类。尽管刘文锦先生的反切系联法有某些不足，这一点宁忌浮先生已经提出。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思考，为什么刘先生的结论与崔世珍的结论竟如此相向？刘先生和崔世珍毕竟相隔了五百年。我想只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处理的方法一样。二是七十六韵本的《洪武正韵》确实反映了一个存在的语音系统。第一个可能性，不可能存在，因为在崔世珍时代，象系联法这样的带有系统论性质的方法不可能产生。而且《洪武正韵译训》中明确地描述了其研究方法，因此第一个可能性便完全否决了。那么七十六韵本的《洪武正韵》有可能表现一个存在的语音系统吗？如果有，那只能是明代通行的读书音。《洪武正韵》的编纂者都是有名的大学者，如果说他们分不清南方方音和中原雅音总有些说不过去，如果说沈约八人定《切韵》定的就是正音，他们几个人也不纯粹是吴人，但因为他们精通正音，于是《切韵》具有了权威性。所以七十六韵本的《洪武正韵》是不是反映的中原雅音的读书音，而不是朱元璋所期望的“口语音”的中原雅音呢？朝鲜学者在对译《洪武正韵》时，先后派了精通音韵的学者们到中国七八次之多，朝鲜学者奉《洪武正韵》为圭臬，不敢有丝毫改动。我们都知道学习一种语言，一般都是从书面语学起的，虽然朝鲜学者屡次来中国学习汉语，但性质上属于官派，所以不可能深入到民间学习口语，他们学到的只能是读书音，于是他们便自然而然地把表现读书音的《洪武正韵》奉为典范。因此七十六韵本《洪武正韵》所反映的是读书音的语音系统不是没有可能的。
朝鲜《洪武正韵译训》
声韵之学 最为难精 盖四方风土不同 而气亦从之 声生於气者也 故所谓四声七音 随方而异宜 自沈约著谱 杂以南音 有识病之 而歷代末有釐正之者 洪惟皇明太祖高皇帝 愍其乖舛失倫 命儒臣 一以中原雅音 定为洪武正韵 实是天下万国所宗
我世宗庄宪大王 留意韵学 穷硏底蕴 创制训民正音若干字 四方万物之声 无不可传 吾东邦之士 始知四声七音 自无所不具 非特字韵而已也. 於是以吾东国世事中华 而语音不通 必赖传译 首命译洪武正韵 令今禮曹 议臣成三问 典农少尹臣曹变安 知金山郡事臣金曾 前行通禮门 奉礼郞臣孙寿山 及臣叔舟等 稽古证阅 首阳大君臣讳 桂阳君臣 监掌出纳 而悉亲臨课定 犀以七音 调以四声 谐之以淸浊 纵衡经纬 始正罔缺
然语音旣异 传讹亦甚 乃命臣等 就正中国之先生学士 往来至于七八 所与质之者若干人 燕都 为万国会同之地 而其往返道途之远 所尝与周旋讲明者 又为不少以至殊方异域之使 释老卒伍之微 莫不与之相接 以尽正俗异同之变 且天子之使 至国而儒者 则又取正焉 凡誊十馀藁 辛勤反复竟八载之久 而向之正罔缺者 似益无疑 文宗恭顺大王 自吊邸 以圣辅圣 參定声韵 及嗣宝位 命臣等及前判官臣魯參 今监察臣权引副司直臣任元濬 重加讐校
夫洪武韵 用韵倂析 悉就於正 而独七音先後不由其序 然不敢轻有变更 但因其旧 而分入字母於诸韵各字之首 用训民正音以代反切 其俗音及兩用之音 又不可以不知 则分注本字之下 若又有难通者 则略加注释 以示其例 且以世宗所定四声通考 别附之头面 复著凡例为之指南
恭惟圣卽位 命印颁 以广其传 以臣尝受命於先王 命作序 以识顚末 切惟音韵衡有七音 纵有四声 四声肇於江左 七音起於西域至于宋儒 作谱而经纬 始合为一 七音为三十六字母 而舌上四母 唇轻次淸一母 世之不用已久 次先辈已有变之者 此不可强存而泥古也 四声为平上去入 而全浊之字平声 近於次淸 上去入 近於全淸 世之所用如此 然亦不知其所以至此也. 且有始有终 以成一字之音 理之必然 而独於入声 世俗率不用终声 甚无谓也.
蒙古韵 与黄公绍韵会 入声亦不用终声 何耶 如是者不一 此又可疑者也
往复就正 旣多 而竟未得一遇精通韵学者 以辨调谐纽摄之妙 特因其言语读诵之馀 遡求淸浊开阖之源 而欲精夫所为最难者 此所以辛勤历久 而仅得者也
臣等 学浅识庸 会不能钩探至 显扬圣谟 尙赖我世宗大王天纵之圣高明博达 无所不至 悉究声韵源委 而斟酌裁定之 使七音四声一经一纬 竟归于正 吾东方千百载 所未知者 可不浃旬而学 苟能沈潜反复有得乎是 则声韵之学 岂难精哉
古人谓梵音行於中国 而吾夫子之经 不能过跋提河者 而字不以声也 夫有声 乃有字 宁有无声之字耶 今以训民正音译之 声与韵谐不待音和 类隔正切回切之繁且勞 而擧口得音不差毫釐 亦何患乎风土之不同哉 我列圣制作之妙 尽美尽善 超出古今 而殿下继述之懿又有光於前烈矣
景泰六年仲春旣望 输忠协策靖难功臣 通政大夫 承政院都承旨经 赞官 兼尙瑞尹 修文殿直提学 知制敎 忠春秋馆兼判奉常时事 知吏曹事 内直司樽院事 臣申叔舟拜手稽首敬序[5]
《洪武正韵》作者乐韶凤，字舜仪，全椒人。明代学者，生卒年不详。博学能闻。从明太祖朱元璋渡江，参与军事，洪武初年授起居注，累迁兵部尚书，与中书省、御史台、都督府制定教练军事法，改侍奖学士，以寿终。《明史》一百三十八卷有传。
宋濂，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早年师事元代古文家柳贯、黄晋、吴莱，负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征为翰林院编修，他固辞，入山为道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明开国後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任元史总裁。後因事牵连贬四川茂州，死於途中。宋濂是明太祖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文人。明朝许多庙堂典册文字，开国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笔。他专长散文，集中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是一部分传记文。宋濂亲自经历了元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故他的文章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往往在生动的描述中包含著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较强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为“开国文臣之首”。著有《宋学士全集》、《龙门子》等。《明史》一百二十八卷、《宋元学案》八十二卷有传。
《洪武正韵》的历史背景
从记载中可看到《洪武正韵》是在皇上“亲阅韵书，见其比类失伦，声音乖舛”的情况下，提议修纂的。《洪武正韵》编纂的历史背景是源于实际语音的剧烈变动，从陆法言的《切韵》一直到宋代的《礼部韵略》已经不符合于当时的实际语音。南宋时期南北分治，北方为戎狄政权；元代虽然南北统一，但也是少数民族政权，而且是不懂汉语的蒙古族，并以蒙古语为国语。在这两百多年里国家没有编撰用以确定新规范语音标准的官韵，一直沿用《礼部韵略》。元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自序》里就曾说过：“迨李唐声律设科，韵略下之礼部，进士词章非是不在选，而有司去取决焉。一部礼韵遂如金科玉律，不敢一字轻易出入。”王力在《汉语音韵学》中说：“宋之礼部韵略，自宝元讫于南渡之末，场屋用之者逾二百年。……然历朝官私所修改惟在增字增注，至于韵目之分合，则无敢妄议者。金韵亦然。”宋代是语音变化最为显著的时期，尤其是北方戎狄语言借助政治势力的影响对于汉语语音的冲击是相当大的。明代恢复了汉族政权的统治，为了适应需要，制订一部官韵是势在必行。
《洪武正韵》的编纂原则是朱元璋御定的“一经中原雅音为定”。在洪武八年，新韵书编成，计十六卷，七十六韵，赐名《洪武正韵》。然而，朱元璋对新编成的韵书却甚为不满，“翻阅观览，经其中尚有未谐者”，于是下令重新整理，并任命了一批新的学者，“敕中书右丞相汪广洋总裁其事。”朱元璋对新韵书不满的原因，历史并没有记载，但一定是与他想达到的“正音”的目的相差甚远，也就是和他所想体现的“中原雅音”还是有距离的。洪武十二年，再编而成的八十韵本的《洪武正韵》正式完工，仍分十六卷。但朱元璋对该韵书仍然不满，“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韵》颁行即久，上以字义音切尚多未当，命词臣再校正之。”再校正的结果，似乎就不了了之了。朱元璋最后把孙吾与所纂的《韵会定正》更名《洪武通韵》，命刊行焉。”
尽管《洪武正韵》的音系可能带有一些因袭的成分和人为的色彩，但并非杜撰拼凑的产物，《洪武正韵》基本如实地记录了自隋唐至明初变化的读书音的现状。元明之际不仅南方方音保存入声和入声韵，就是基础方言口语音的入声和入声韵也还没有最后消失，何况读书音的变化明显慢于基础方言口语音，这是公认的事实。因此《洪武正韵》保留入声和入声韵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以《洪武正韵》编纂者都为南方人来确定韵书的性质，理由并不充分。《洪武正韵》是集体奉诏编纂的，在编写过程中“复恐拘于方言，无以达于上下”，曾多次请人审查，几经修改，目的就是为了能以雅音为正。如何避免和减少掺杂方音成分，编纂者在当时的认识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宋代，由于俗文学的蓬勃发展，白话文逐渐盛行，同时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长安迁至汴京，汴洛一带语音借助于新文学的力量逐渐向四方传播，影响愈来愈大，受口语音的影响，传统读书音自南宋以来就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变俗倾向，逐渐向基础方言口语音靠拢。元代及明初的读书音同礼部旧韵已有很大的差别，为了解决读书音与官韵脱节的矛盾，需要制定新的官韵以为标准。《洪武正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七十六韵本、八十韵本《洪武正韵》完成后，都没有达到朱元璋的要求。朱元璋的要求是“一经中原雅音为定”，为什么大臣们精心编制的韵书，与朱元璋所设想的差距这样大？朝鲜对音作为一个旁证，让我们认识到七十六韵本《洪武正韵》反映的是明代中原雅音的“读书音”，朱元璋想要反映的是明代中原雅音的“口语音”，《洪武正韵》怎么可能合他的心意呢？我们知道朝鲜学者到中国来学习，目的是为了文化交流，所以他们要学的是正在使用的语言，而不是过时的语言。他们这样推崇《洪武正韵》说明其还活跃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八十韵本呢？宁忌浮先生的研究指出，一、八十韵本从七十六韵的支纸寘分出微尾未。二、改换了两个韵部的名称，“荠”改为“济”，“旱”改成了“罕”，都在上声。三、八十韵本的入声韵从质韵中分出术韵来。这些都说明了八十韵本比七十六韵本更接近中原雅音。八十韵本支纸寘三韵是清一色的齿音字，它们的容量比《中原音韵》的支思韵大，单就此一项而言，《洪武正韵》与今普通话的距离比《中原音韵》更近。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重建汉人一统华夏的秩序,做了一系列的规定。《洪武正韵序》载:“车同轨而书同文,凡礼乐文物咸遵往圣,赫然上继唐虞之治。至于韵书,亦入宸虑。下诏词臣随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习,猗欤盛哉。” 因此, 便有了翰林侍讲学士乐韶凤等人所编的《洪武正韵》(1375) 。其时离元末周德清编《中原音韵》(1324) 仅隔51 年,如果没有特别的政治、社会等语言外部因素的影响《, 洪武正韵》当与《中原音韵》无甚大别。然而事实是《, 洪武正韵》音系不仅有异于《中原音韵》,反而与具有“清浊上去入声”之分的“沈韵”、“等韵”相符。由此可以联想到清人高静亭曾经有论:“正音者,俗所谓官话也⋯⋯语音不但南北相殊,即同郡亦各有别。故趋逐语音者,一县之中以县城为则,一府之中以府城为则,一省之中以省城为则,而天下之内又以皇都为则。故凡缙绅之家及官常出色者,无不趋仰京话,则京话为官话之道岸。”朱元璋既然定都南京,且要恢复汉人统治下的礼乐秩序,以南京音为大明“正音”实属常理。至于《洪武正音》明明是“平声不分阴阳,又设立10 个入声韵部,有31 个声母,保存全浊,这都不符合‘中原雅声’” ,但其《序》偏偏说:“以中原雅音为定”,不就恰恰说明了朱元璋是欲以此“中原雅音”对元代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原雅音”进行“拨乱反正”吗? 元末的《中原音韵》和明初的《洪武正韵》都自称以“中原雅音”为定,然而除了都想以“中原”一词以求得“华夷”之别中的“华”的“正统”地位以外,它们实际所指的“雅音”或“雅声”并非同物。《中原音韵》中所言的“雅音”指代的是已深受《蒙古字韵》影响的“全浊声母消失,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之大都语音系统 ,或如有学者认为的“流行于大都等大城市戏曲艺人之间的汉语共同语” 。而耶稣会传教士的一些文书以及当时日本汉学家的有关汉语音韵的记载都表明,明代的“雅音”却是“南京音”。要论地理位置,大都和南京都不能算作“中原”之代表地,所以以地理概念来读解当时的“中原”一词显然是不当的。而如果我们能像金尼阁那样,在政治“语境”下来读解和使用“中原”一词,那么,对于令当今学者颇为困惑的诸如“为何《洪武正韵》连大明王朝也‘鲜有从者’”等问题就不难解答了。因为随着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明人眼中的所谓“中原”在短暂的三十余年之后,又随之发生了地理要素的变化。对于此种变化,作为大明的臣民,是不便直接明确地对《洪武正韵》作出相应的修正的,只能“不从”了之。而对于耶稣会士这些“洋夷”来说,则更不便多说什么,只好表面上仍然以《洪武正韵》为则,但在《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等实际音韵注音中,却掺入了北京的“时音”。结果就如罗常培所言：“利金二氏的注音,同《广韵》固然是两个系统,就是同《洪武正韵》也不完全相合。”[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