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业场是大城市中的综合商业大楼。最著名的有：天津劝业场、 北京劝业场、 成都劝业场、济南劝业场和武汉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天津劝业场坐落在和平区和平路与滨江道相交处，是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大型建筑，建成于1928年。最早由买办高星桥创办，大楼由法籍工程师慕乐设计，建筑面积共2.1万平方米，主体五层，转角局部七层，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劝业场的开幕营业日选定在1928年12月21日，匾额由津门名写家华世奎书写。因为地处旧法租界，劝业场开业前曾拟名“法国商场”，最后改成“劝业商场”，是采纳了股东之一戴振的意见。场内挂着“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四个条幅作为办场的宗旨，“劝业商场”四个字便是取了这四句话的首字连缀而成的。
解放前，劝业场的一、二两层楼及三楼的一部分租给铺户或货摊，经营日用百货、布匹、器皿、钟表、首饰、文房四宝、旧书、古玩、工艺品等；四、五、六层是剧院、影院、茶社等游艺场，设有天宫剧院、天华景戏院、天乐戏院、天纬球社、天露茶社、天升戏院、大观园以及夏天开放的屋顶夜花园“天外天”，时称“八大天”。
1958年，劝业场与毗邻的天祥商场合并。场内有15个经营商场和储运部，经营品种近3万种，日客流量近20万人次。单凭这三个数字，就足以说明劝业场的魅力。
今天的劝业场仍然是金街上最亮的一颗珍珠，新厦老厦双星耀目，靓丽霓虹交相闪烁，走进那个叫人眼花缭乱的世界，感受劝业场汩汩而出的“场”气，她已经远远超越了柜台与商品的简单组合，而变成了商业与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
劝业场建于1928年，由井陉矿务局津保售煤处总经理、买办高星桥集股兴建，是当时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场。“天津劝业场”匾额为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开业时场内高悬“劝吾胞舆，业精于勤，商务发达，场益增新”场标。投资人不直接参加经营，而是采取货位招商的办法，最多时楼内有大小商户和摊位三百多家。场内设有天华景戏院、天宫影院、天乐评戏院等八个娱乐场所，合称“八大天”。劝业场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是中华著名商业老字号。该建筑位于和平区滨江道152号至166号，为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由法商永和营造公司建造，法籍工程师穆乐设计。建筑为框架结构五层楼房（局部八层），石材饰面，窗户形式多样，建筑形式带有折中主义色彩。
七十年代的劝业场
1964年自天津二商校分配到劝业场工作的。进场以后，面对宽敞的店堂，盘旋的楼梯，烫金的牌匾和琳琅满目的商品，真是兴奋不已。当年商场的一大特色是柜顶陈列。即在每处柜台顶部都有一组用商品摆成的实物造型，每一组“立体雕塑”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例如香皂柜台的顶部就是用香皂摆成天安门形状。摆放之精巧、寓意之鲜明令人拍案叫绝。
最引人注目的是劝业场外墙的玻璃橱窗。在这里，美工师傅精心设计了许多电动商品陈列，例如：70年代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围绕地球旋转的微缩模型，不停地播放着《东方红》的乐曲。这组橱窗陈列吸引了广大游人驻足观赏，成为滨江道上一处亮丽的文化景观。
在计划经济时期，劝业场是天津民需商品主要的供应基地，经营始终十分红火。当时，每层楼都有各自的营销热点。天祥一楼的自行车、缝纫机、大衣柜；劝业一楼的尼龙袜子、二楼的皮鞋、三楼的9吋小电视机，四楼的梅花牌手表和三五牌座钟，都在不同的时期吊足了顾客的胃口。那时，在每天营业前，劝业场周边所有的大门外，都会聚集百余顾客，开门铃声响后蜂拥而入，争先恐后地开始一场跑楼梯的“短途赛”。
劝业场的服务是有其优良传统的。早在建场之初，德华馨等名店就有严格的店规：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解放后领导一直教育职工要视顾客为亲人，与顾客广交朋友。劝业场的售货员不仅仅真心诚意地为津门父老服好务，对外地顾客也一视同仁。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最普通的人们当作最知心的朋友。坚持在这块寸土寸金的经营宝地上，“一分钱的买卖也要做”。销售商品大至金银珠宝，小至针头线脑都要有货，不仅销售“高、精、尖”，也要做到“小、专、全”。在这里，一分钱可以买两根针、一绺线，或三个扣钉、五个曲别针；三分钱可以零灌一小瓶鸵鸟墨水，6角钱可以买一卷简装的120胶卷，6角5分钱可以买半斤相纸，回家后可以洗上百张精美的照片……商场坚持商品拆零销售，坚持钢笔修理业务，坚持一百多项便民服务措施。对于这些，广大津门父老至今记忆犹新。
清末民初的时代记忆
八十华诞劝业场，在其建成之初，便凝结了两个时代的记忆。此话怎讲？且听简略道来。
天津劝业场的初创，离不开两个大股东。高星桥招股筹建劝业场，每股10万元，他自认6股；另一合作伙伴，居津逊清庆亲王载振3股。这90万元投资，将商场建到了第三层，高星桥又向银行借贷50万元，盖成了六层大楼。别人动摇，退股，载振不为所动。1928年，这座法租界第一大商场落成，租界当局希望就叫它“法国商场”。自家开的商场，干嘛为“法国”忙活？一旦国人再倡抵洋排外，还得跟着吃挂落儿。高星桥觉得此称不妥。载振提议，冠名“劝业场”。这一命名，对于天津劝业场的文化积淀，实在是个大贡献，是高起点的发端。
有记载讲，载振想到用这个字号，因为北京有个劝业场，载振是股东。如此看待天津劝业场的命名，难说不是一叶障目，只见小缘由，忽略大背景。不妨设问，北京怎么就有了一个劝业场，载振为何对“劝业场”情有独钟？
载振是清朝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庚子之后，苦撑苦挨的清廷，奕劻是活跃的实权派。奕劻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又任军机大臣，还受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大权独揽，聚敛也多。其子载振跟着显贵，封了爵，人称“振贝子”。1902年，载振被派为英皇加冕典礼专使，出访英法美日四国，他接触到各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有所感触，记录于《英轺日记》一书中。归国后，他愈加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成为御前大臣。《清史稿》有这样一笔：“载振赴日本大阪观展览会，归请振兴商务，设商部，即以载振为尚书。”还未到而立之年，就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商务部长，这无疑是载振人生最具光彩的经历；而这一经历，于国于民的意义，恰恰在于“劝业”。
“劝业”一词，本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各劝其业，乐其事”，汉代人讲“百姓劝业”，“劝”的意思是努力从事，与汉语“劝学”“劝农”之“劝”不尽相同，后者为鼓励，“劝农”即鼓励农耕。近代日本，维新强国，政府设劝业寮，金融有劝业银行，展销有劝业博览会——他们创造性地运用“劝业”一词，将汉语“劝业”和“劝农”及“劝工”等词义相融合。
当年，落后挨打的中国，学西方也学东洋，含着新意的“劝业”，便带着时代气息，从日本折返华夏。天津档案馆藏有《津海关道唐绍仪为日本大阪市开设第五次劝业博览会等事札当海关税务司好博逊》，讲的就是1903年大阪劝业博览会。这次劝业博览会吸引许多中国人渡海往观，载振也去了大阪。
载振乘兴而归，回国后建议振兴商务。多年从事洋务经营的盛宣怀，前一年提过建议，被搁置，这回有了着落。商部设立了，载振任尚书。1906年清朝改革官制，“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此时，这位农工商部部长，也才年仅三十。农工商部更是旨在“劝业”的部门——后来，清政府决定在各省任命劝业道，掌管各省的农工商事务。当然，这已与载振没什么关系。他因歌妓杨翠喜丑闻，做农工商部尚书仅一年，便辞官去职。
与载振有关的，是清政府于1905年在北京设立劝工陈列所，附设劝业场。此前，1902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两湖劝业场；此后，1907年，袁世凯在津建成劝业会场，地址是今中山公园。它们都属于会展形式的商场。可以讲，那是一个大江南北呼唤“劝业”的年代。这以后出现的劝业场，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的商场，如1909年成都劝业场，1917年上海劝业场，1927年济南劝业场。
清末民初，延续两个时代的中国的劝业运动，1928年在天津做了一个总结。“劝业场”，不仅仅是庆王载振的人生追忆。
“天津劝业场”，华世奎书匾。这位前朝遗老书法家，辛亥年时在奕劻内阁任要职，曾书写宣统皇帝退位诏书。与载振，是父子两辈的交情；对于晚清“劝业”新政，也应该是个见证者。
北京劝业场从前北京大型商场除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外，前门外的劝业场应该算是数得上的大商场了。它离琉璃厂和天桥都不远，既有琉璃厂的文雅书卷气，又兼有天桥杂耍地摊的味道，它是个别具一格的商场。
北京劝业场兴起于清末民初，４０年代它在南城颇具名声。
北京劝业场建于1905年，在当时算是高楼大厦了，是京城第一幢大型综合性商业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内部纵深方向设三个大厅，四周为三层回廊，设开敞式商店，内装饰豪华。临街立面为巴洛克式，大门入口处作西洋柱式门罩，二楼和三楼用壁柱、窗套和阳台装饰立面，檐上作女儿墙。
1905年，清政府的商部创建、设立“京师劝工陈列所”，以展览各地工业品为主，同时附设劝业场，销售部分商品。到了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陈列所不幸遭火灾，遂移至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新建一座三层楼房为该所馆址。1912年，到了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将它改为商品陈列所。1928年，又改名为工商部国货陈列馆，馆址迁至前门箭楼之上，展出各商号的商品，兼有销售。
正式叫劝业场是在1936年以后，当时的政府把它划归了北平市政府，称北平市国货陈列馆，改名为北京劝业场。意思是“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规定私人可以在此租地设摊，只许卖国货，不许卖洋货。
解放后的劝业场形成了自个儿经营特点。共有二十二个行业，一百八十多个货摊，吃、穿、用、玩俱全。劝业场采取产销结合，厂店挂钩，薄利多销，种类繁多，同时代购代销。1956年公私合营后，为国营商场。其主要经营，珠宝玉器、金属器皿、丝织品、刺绣、棉麻织品及土特产品等，同时出售日用百货、皮货、五金电器等。
劝业场的老楼，后改为服装店，再以后是宾馆。1975年将北京劝业场改为“新新服装店”，共三层楼，营业面积四千多平方米，并以款式新颖、品种齐全闻名全市。
成都劝业场春熙路北口的成都商业场，最早叫劝业场，建于清朝末年，是四川最早的近现代商业街，是四川乃至西南现代商业的开端，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民国年间，全是木结构的成都劝业场曾经毁于大火。
劝业场是修在总府街与华兴街之间的原老盐店一带，光大兴土木的修建时间，就花了十多个月，开销的白银达四百万两之巨。劝业场一开张，就成为成都周边地区最大的一个大商场旺铺。整个商场建筑为砖木结构中西式楼房。全长近百丈，分前场、后场，场中间辟有东西支路，街面不宽，紧凑得很。倘若是这边商铺在讨价，对门子的店里边都听得清清楚楚。前场口南向总府街，后场口北向华兴街，前后的两个场口均辟有舆马场地，专备游人停驻车马。
劝业场密密麻麻装了百把十家店铺，家家有特色，户户有专长，挖尽了成都街上的名店名铺的油面子。
劝业场开场那天是三月初三。是日彩坊高扎，龙旗飘飘。劝业场口，张贴许多五颜六色的宣传广告，鲜艳夺目。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巨型招贴画，巴黎香水的广告牌等等，五彩缤纷，眩人眼目。入口处还有专人散发戒烟丸、补脑汁、补血汁、疗虑药水的传单，说明书、保证书、遍赠来宾，大肆宣传。几大串火炮一放完，一身穿戴得苏里苏气的周孝怀就红光满面地走上临时搭建的主席台，操着官话开始主持开场仪式。成都绅耆及司道官员都被邀参加，共庆落成。尽管周孝怀的椒盐官话很补人，但是他的演说很精彩：“自古重农不重商，认为农者生活之本源，商者无聊之末路，故秦汉之制，商贾不得衣文绣，盖贱之也。以至国贫民瘠，实乃谬之甚也，近观东洋之所以振兴，皆发展工商有以致之，所以建劝业场就是为了发展工商，裕国裕民。”此言一出，惹起与会全体商帮人士一阵又一阵的巴巴掌声，一个二个情绪高涨，脸上都泛起绯红绯红的桃花面。尤其是有个80余岁的少城伍老翰林，更是扎劲，柱着拐杖，带着一大拨儿孙，兴致勃勃地环游了全场，并登楼参观了商品陈列厅，当场诗兴大发，挥笔写了首竹枝词。
前来看闹热的成都民众及外地客商，拖儿带女，更是蜂拥入场。整个劝工场上下，万头攒动，盛况空前。是日这天全场的商家，都打出百倍精神，纷纷拿出各式招牌来招睐顾客，就连悬挂的货品价目牌，都漆得油光水滑的，硬是把过往顾客的眼珠子扯来定起，口中不断发出诸如安逸、巴适、洋气的啧啧赞扬声。场内店铺中营业最为火爆的首推劝工局所直属的各个售货所、以及装潢奇异的“谦益祥玉器铺”和“楼外楼中西大餐馆”等特色店铺。大凡这些铺子里都挤得水泄不通，扑秋闷限。分不清哪个是老板，哪个是伙计。只见店内人流穿梭，又是数钱，又是点货；又是陪笑，又是寒暄。个个手忙脚乱，应接不暇。
济南劝业场济南劝业场，也称国货商场，位于趵突泉公园南门斜对面，面积不是很大，西至围屏街饮虎池，南至南新街，北口对面是剪子巷，是集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烟酒糖茶、干鲜果品、肉类蔬菜、水产禽蛋、服装鞋帽、绸缎布匹、文化用品、儿童玩具、中西成药、医疗器械以及餐饮、住宿、照相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商场。
劝业场原是清朝官府官办的工艺局。作为清末的“新政”之一，工艺局以教代养、教养兼施，其目的是为了收容无业游民，进而维护封建政府的统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北京首先设立了工艺局，次年在山东主政的袁世凯也效仿北京，相继在山东成立了工艺局。工艺局除译书外，一般还经营金作、木作、丝作及绣活等。到民国初年，工艺局的产品已经有了比较新式的木器，譬如支架周围雕花、中间镶着镜子的高大穿衣镜，当中有镜子、两边各有小抽屉而下边是橱子的梳妆台，带有抽屉的桌面与两个小橱插拼而成的写字台，以及摇椅等。此外，还有仿苏绣的绣花镜心和踏脚的小型地毯等等。不久，工艺局又改为工艺传习所。工艺传习所实际上只是官办的手工工场，它以倡导实业、传习工艺为宗旨，内设铜铁、毛毯、绣花、织布、木器、洋车六厂，工徒达2000余人，成为一处重要的手工业基地。1927年取消工艺传习所，改为劝业场，取“劝兴实业”之意。作为商场的劝业场，那时占地14448平方米。1931年韩复榘统治时期，举国上下抵制洋货，买卖国货，故而劝业场又于1934年1月12日改名为“国货商场”。“国货商场”规定场内不准贩卖外国商品，商人一律出售国货。这时的商场以批发为主，兼顾零售百货、文具、土特产杂品。
张宗昌任山东督军期间，曾在商场南侧兴建一座大楼，令趵突泉商场内外大小摊贩限期迁到这里。楼上楼下都是商场和书场，当年十五六岁的梨花大鼓艺人鹿巧玲、郭凤霞同时在楼上楼下演唱，吸引来许多听众。场内北边是若干平房店铺，主要经营“碎货”和土产杂品；西边有一座庆升戏院，中间空地为摊贩和艺人说书、玩杂耍的场地。嗣后，在韩复榘统治时，将北面平房改建为二层楼房，在此设立了国货批发所和国货陈列馆。当时商场的大门在东北角，北楼下有两个过道门。正门的墙下有“国货商场”四个大字。场内建有几十米长的一排二层商业楼，商业经营比较兴旺。1937年济南沦陷，韩复榘南逃时烧了商场，造成这里十几年生意冷落。1948年前后，商场在楼上楼下重建百货、绢花、文具、书店、布匹、服装、鞋帽、理发、食品等各类商店，经营各类家用电器、土特产品、饮食副食者增多，成为济南西关一带繁华之地。那时在场内西南角有金城电影院，放映像《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女镖师》之类的无声武打影片，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在商场最南边东、西各有一个书棚，西边是以说《说唐》、《隋唐演义》闻名的评书艺人吴銮喜，这里的听众大都是中老年人；东边则是专门说评书《济公传》的马和义，他那幽默滑稽的表演常常逗得孩子们前仰后合。
解放后，劝业场几经整修，除保留北楼外，从东南角又划进来一部分房子，并平掉解放前院内修防空洞堆起的土堆，重修了不少房屋开设百货商店、食品和副食品店等，使劝业场成为趵突泉南门附近的唯一商场。在济南解放初期，在劝业场北楼上和场内东南角朝北的一座平房内，山东省图书馆曾在此设立过书刊阅览室和儿童阅览室。 “文革”后，劝业场除了商场北部靠街有几处商店外，商场内的楼房和西边的平房大都成了住家户。2000年前后，随着泺源大街的扩建拆迁，当年的劝业场已无踪迹可寻了。不过每当经过劝业场的旧址，“老济南”们仍将这一地段习惯地称为“劝业场”。
武汉劝业场武汉最早的劝业场是清末的“两湖劝业场”
1902年，张之洞又于武昌兰陵街创办“两湖劝业场”。1909年（宣统元年），继张之洞之后的湖广总督陈夔龙又在武昌文昌门组织了“武汉劝业奖进会”，分为天产部、工艺部、美术部、教育部、古物参考部陈列展销，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古物参考部中陈列金类、石类、陶瓷、书画、杂物等五项。晚清武汉博览业的兴起正是武汉城市崛起的某种象征。
“武汉劝业奖进会”之后，规模最大的是“南洋劝业会”，成立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南洋通商大臣倡办，宗旨是奖劝农工，振兴实业。
现在的劝业场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劝业场路和武珞路交界的街道口。街道口的劝业场，建于上世纪30年代，比邻武汉大学。
宋宝罗的劝业情愫
津沽劝业场，以其“海纳百川”的经营理念，甫一开业，即融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大受欢迎。不仅繁荣了市场、促进了消费，还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培养出诸多戏曲、曲艺界的大师和金石、书画界的名家。久居杭州，已寿高93岁的京剧老艺术家宋宝罗，便是其中的一位。熟悉宋老的人都知道，他有三绝：京剧、书画、篆刻，样样精通。说起来，他的艺术经历，还与劝业场息息相关。
宋宝罗，号季生，1916年出生于京城梨园世家，父亲宋永珍艺名“毛毛旦”，是久负盛名的梆子刀马、花旦演员；母亲宋凤云，是京剧史上第一位女丑。在如此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中成长，宋宝罗学戏是必然的。他天资聪颖，学戏极快，老生、老旦、花脸甚至青衣戏，无所不精。宝罗7岁登台即获“平剧神童”美誉，9岁时父亲就为他和哥哥们建立班社，由他挂头牌巡演于京、津、冀、鲁、豫、晋各地，走到哪里红到哪里。他10岁那年巡演至天津劝业场天华景戏院，打炮戏《定军山》，赢得津门观众如潮好评，过几天贴花脸戏《草桥关》，由于给他勾脸的化妆人员没有油彩，使用了黑锅烟，结果致使他右眼中毒，先是红肿，后来竟完全失明。这场飞来横祸使全家人焦急万分，急返京延医求治，经一年多治疗，眼病才略有好转。休养期间，他经故宫博物院理事、著名画家马湛汀引领，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后又有缘结识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徐燕荪、李苦禅、陈半丁等诸多画界方家，最终拜于非闇为师，专习工笔花鸟及篆刻。
1935年，宋宝罗之母宋凤云领衔到津门北洋戏院演出，宝罗跟随前来，又有幸经友人介绍加入天津美专松声画社学画。松声社社长赵松声为津门名流，交际广阔，见宝罗痴迷作画与治印，又刻苦勤奋有天赋，对他极为喜爱，逢艺术活动就将他带在身边。由此，宝罗拜识了许多名家，如前清遗老、太子少保、钟鼎文专家金锡侯，溥仪的老师、书法家陈宝琛，国民党元老、草书名家于右任，南开大学第一任校长张伯苓等。这些前辈名家经常派家里的小伙计将印石送到宝罗这里请他治印，久而久之，宝罗在篆刻方面声名鹊起。
后经这些名流安排和介绍，他开始在劝业场二楼南侧的梦花室协记湖笔南纸局正式挂牌治印，老先生们喜爱宝罗，还为他订下较高的润格：每个字大洋一块，字过大、过小都要加费，边款每五字按一字计算，而且还规定仿样不刻、劣石不刻。经这些名家的介绍和推广，宋宝罗名声越来越大，还有人给他送来“刻字大王”牌匾。宝罗每月至少治印二十至三十方，收入颇丰。他刻字讲究品德，凡名画家、名演员、社会名流要刻的，一律免费，有时连石头也奉送。当时的名流、政要，如 “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民初总统、书画家徐世昌，大书法家华世奎，京剧名旦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电影界名演员王元龙的哥哥王伯龙等，均曾找他治过印。
宋宝罗曾把他为诸多名流所刻的印钤在印谱上留念，众名家纷纷题词。徐世昌题的是“铁划银钩”，金锡侯题写“直追秦汉”，张伯苓则为印谱作序，序云：吾友宋宝罗季生氏，天赋奇才，于艺术无所不能，书画之外，尤精刻石，运刀成风，一丝不走，堪与郢匠同其技，每一作品告成，见者无不叫绝……
宋宝罗在津治印两年多，“七七事变”后，他视力恢复，重返舞台，解放后在杭州参加国营剧团。极具戏剧性的是，“文革”期间，杭州造反派赴津调查“四开人物”(即军阀、敌伪、国民党、解放后四个时代宋在舞台上都很红，吃得开)和“漏网右派”宋宝罗“罪证”，还曾在已改称“人民商场”的劝业场仓库找到他当年挂牌治印的“刻字大王”招牌及印谱，见证了他在津门金石生涯的辉煌岁月。
岁月如流，转眼间七十余个年头过去了，当宋老得知劝业场将庆祝建成80年时，感慨万端：“我对劝业场太有感情了!我10岁在那儿演出时，稽古社还没成立呢。那会儿我初出茅庐就受到挫折，眼睛坏掉了，可是也算坏事儿变了好事儿，我在那里受到许多老师们培养，在篆刻上成熟起来，也不知梦花室还在不在？有机会，我还要再到天津看看，看看梦中常常回去的劝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