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程学是研究国防工程建设、工程保障、军事工程技术等理论与实践的一门学科。
军事工程学主要研究军事工程建设的方针、原则，各种国防工程的战术技术要求，永久性阵地工程、大型指挥所、军港、军用机场，导弹基地、后方基地、通信工程设施、国防公路的工程设计、构筑和维护；各种战役、战斗工程保障的特点、任务、组织实施原则和方法，工程兵和军事工程技术的运用；筑城、障碍物、爆破、军用道路、军用桥梁、渡河、工程伪装、野战给水工程 、军用水中工程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工程装备的设计与发展等。
此外还涉及到工程兵的组织体制和编制问题，有些国家还包括铁路工程保障、军队的动力(能源)供应营房生活设施及其他公用设施的设计与构筑、地形测绘和大地测量等内容。
军事工程学源于军事工程的实践。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战争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的进步，战争规模的扩大，军事技术和战术的发展，以及军队作战行动对军事工程的要求日益提高，在军事科学中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军事工程学。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兵书和其他著作中，已有关于防御和进攻方面的军事工程理论与实践活动的记述。如《左传》、《孙子·计篇》、《墨子》城守各篇、《周礼·考工记》、《六韬》和《尉缭子》中，均有关于伪装、筑城、障碍物、渡河和类似工程官员编制的内容。其中有关筑城、障碍物的理论，后来被广泛用于指导修建、防守和围攻城池，并被用于指导修建长城。
到了宋代，城池修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除创造了城墙、马面筑城体系外，陈规在抗金兵作战中，还提出了构筑多道墙壕、加大纵深的城池设防理论，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古代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国家也有悠久的筑城历史。如公元前30～前20世纪期间，古埃及在国境上筑有城墙，在军事战略要地构筑有要塞。当时，巴比伦、亚述等国也出现了上述两种筑城形式。罗马帝国在欧洲和近东构筑有许多城堡和壁垒，城堡之间用直的军用道路相连接；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在作战中已广泛采用了野战筑城。
在渡河的工程措施方面，中国早在周穆王三十七年(约公元前940)就出现了堤梁式军用桥梁；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在黄河上架成了早期的军用浮桥(蒲津浮桥)。在《左传》中记载有楚武王伐随时在磋水(今湖北省随县附近)上筑桥的内容，在《六韬》中记载有军队制作和配备各种渡河器材的内容。
以后在唐代兵书《太白阴经》、宋代兵书《武经总要》以及《太平御览》中都记载有关于军队架设各种桥梁渡问、越壕的实践活动及有关技术方面的内容。在中亚和欧洲的古代也有这方面的历史，如波斯和古罗马军队在公元前5～前1世纪就架设过大型军用浮桥、固定桥。
军用道路在中国出现得比较早，如战国时期军队利用午道作为军用道路。秦始皇为出巡所构筑的许多驰道，后来主要是供军用；还专门构筑一条工程浩大的军用道路——直道。以后又出现了军用的甬道和栈道。在此同期的欧洲，罗马军队也构筑过大量的军用道路。
随着火药的发明和在军事上的应用，使军事工程学增加了新的研究内容。中国在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研制成功利用火药布擞铁蒺藜的蒺藜火球，用以构成障碍。约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金人在陶火罐的基础上发明了震天雷。
在欧洲，随着火炮的出现及其威力不断增大，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筑城的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墙-城塔体系开始逐步向炮台式要塞筑城体系演变。
从16世纪末开始，意大利、荷兰和法、德等国的一些军事工程师提出了新的筑城体系以及构筑要塞(工事)与围攻要塞工程措施的理论，撰写了大量有关筑城的著作。其中著名的有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沃邦，他系统地发展了棱堡体系的筑城法，使当时法国派筑城法居欧洲首位。他首次提出把筑城分为野战筑城和永备筑城，著有《筑城论文集》、《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等著作，他设计、建筑和改建了许多要塞，创造了围攻要塞的逐次攻击法，还设计出一种能使直射与侧射火力控制整个接近地的工事配置线。
另一位法国著名的军事工程师、骑兵少将蒙塔朗贝尔，成功地创造了独立堡垒体系，即在重要的大要塞周围的制高点上修建一列或两列小堡垒，这些堡垒不仅可用火力互相支援，而且为大规模出击创造有利条件，使敌方无法轰击要塞本身。
荷兰的军事工程师库霍恩对筑城理论和实践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他提出了一种掩护国境线的筑城体系：构筑要塞线，在要塞之间的间隙地构筑野战工事或制造泛滥区。此后，野战筑城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如在法西战争中，英国人在葡萄牙的托里什韦德拉什附近，创造性地构筑了威灵顿防线。它是构筑在高地上，由纵深梯次配置的、低矮的多面堡所组成的一种新的野战防御阵地体系。
19世纪下半叶，由于线膛炮的大量使用，从散兵壕发展起来的、由掩体和掩蔽工事所组成的连绵的野战防御阵地体系，在一些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
中国自明代初期即开始将火药用于研制地雷，至迟到16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触发地雷。随着中国火药的西传，从15世纪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和土耳其人也将火药用于军事爆破，主要是攻城时对城墙实施坑道爆破。硝化棉和雷管研制成功后，爆破技术和理论在欧洲得到较快发展。
16世纪以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军队中出现了架桥、筑路专业队；17世纪法国出现了工程兵，装备了制式舟桥器材。19世纪末，随着军队和武器装备的发展，野战给水和修建舰艇驻泊点等问题，也被列为军事工程学研究的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 二十年，军事工程学发展较快，主要是随着飞机、坦克出现于战场，各军种、兵种的发展及合成军队的形成，工程保障的地位及工程兵的作用和发展建设，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在军事工程学的理论方面，一些国家主要研究了在国境线和防御地区建立筑垒配系，突破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地带和防线的工程措施，军队在大纵深的战役地幅机动作战的工程保障，对付地面、空中侦察的伪装技术，以及构筑机场等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使用了防步兵地雷、铁丝网，并使用了通电铁丝障碍物；后期又出现了防坦克地雷和防坦克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一些国家出版了一批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军事工程著作；许多欧洲国家致力于国防工程建设，如法国建成了马奇诺防线，芬兰建成了曼纳海姆防线，德国建成了齐格菲防线，还有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也在国境线上构筑了工事，建立了筑垒配系，从而促使永备筑城迅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朝鲜战争期间，各参战国的工程兵得到很大发展，军事工程学也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战役、战斗工程保障的理论与实践成就最大。
例如，芬军在苏芬战争中，依托曼纳海姆防线和利用有利地形与积雪，结合高度机动作战，在战争的开始阶段，有效地抗击和阻滞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苏军的进攻。德军在入侵西欧的“黄色”进攻战役中，突击集团成功地组织了工程保障，保障其坦克兵团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通过了阿登山脉和强渡马斯河，迂回马奇诺防线，迅速占领了法国的北部。
苏军在苏德战争中，解决了坚守战略要地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及突破德军防御、强渡江河、以工程障碍器材巩固已占领地区和登陆场、强攻坚固设防的城市等工程保障和工程兵运用问题。美、英军队通过诺曼底登陆战役，解决了大规模登陆作战和舰队驻泊的一系列工程保障问题。
英军在北非战场的阿莱曼战役中，解决了沙漠地作战的伪装、设置假目标和夜间进攻，组织工兵专业队在大纵深的布雷区开辟通路的问题。日军在太平洋岛屿防御作战中，特别是在硫磺岛战役、冲绳岛战役中，依托预先构筑的坚固工事，尤其是坑道工事和经过改造的天然洞窟，在战役初期有效地抗击和阻滞了美军的登陆进攻，并给美军造成巨大伤亡。
在中国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敌后游击战争中，结合大规模的破坏作业，开展地雷战、地道战和破袭战，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扫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解决了在劣势装备条件下组织实施不同类型战役、战斗的工程保障问题，如山地野战阵地防御战斗、对平原地野战防御之敌进攻战斗、城市攻坚战斗、大量利用就便渡河器材在宽大正面上强渡长江和强渡琼州海峡登陆作战，以及大兵团远距离机动作战等工程保障问题。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创造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体系和步兵反坦克网状阵地，并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新的工程技术被广泛而迅速地应用于军事工程建设和工程保障的实践中，军事工程技术特别是工程装备发展很快。
例如，具有防探性能和耐爆、反排、自毁装置的各种地雷、水雷，以及新式布雷器材；渡河器材逐步实现了系列化、自行化、作业机械化；对付现代侦察技术和寻的制导技术的综合伪装措施，和多性能伪装器材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发展较快；以各种材料制作的、具有多种结构和用途的装配式工事，在部队训练和实战中得到广泛应用；轻质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合成材料，在筑城和桥梁装备研制中逐步应用等等。
未来的军事工程学将主要研究在现代战争中，依据不同地形条件，坚固阵地防御和野战阵地防御的阵地体系；对付集团坦克大规模进攻和抗登陆、防空降的障碍物配系；现代的地雷战与反地雷战；保障军队高速度机动、克服各种障碍物和连续通过江河障碍的工程措施；保障军队突破敌人防御，在大纵深障碍地带中开辟通路的工程措施；保障军队在使用核武器条件下作战的野战给水工程措施；在现代侦察技术条件下，军队行动的综合伪装措施等。
在军事工程技术方面，研究和发展的趋势是：继续改进地雷战器材，发展新型地雷、布雷器材、综合性扫雷器材和遥控的、具有人工智能的探雷、扫雷装置；进一步发展便于陆空快速机动和能用直升机架设的、高度标准化的渡河桥梁器材族；侧重发展多性能的伪装器材，逐步取代单一性能的伪装器材；大型防护工程将更加重视采取综合防护措施和进一步深入地下；野战工事将广泛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制作各种用途的装配式工事；军用工程机械将继续向大功率、高效能、高速度、便于机动和系列化、能自动操纵的方向发展；计算机将在军事工程学这一学科领域的各个方面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