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兴起的一个以林同济、雷海宗 、陈铨（都是留德出身）等人为中心,以1940年在昆明创办的半月刊《战国策》 杂志。
以下为一些作品：
[1]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
[2]何永佶著，《为中国谋政治改进》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8月重庆初版，1946年6月上海初版。“政治外在论”，原载于1940年4月15日战国策半月刊，原名“大政治”。
[2]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25日，《战国副刊》第17期。
[3]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4]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5]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6]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7] 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林同济、陈铨主编，大东书局印行，1946年版。林同济，“形态历史观”
[8] 林同济《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文化形态史观》。
[9] 林同济《战国时代重演》
[10] 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
[11] 林同济《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重庆《大公报》1942年2月14日，《战国副刊》第7期。
[12] 何永佶《从‘天下国’到‘地缘国家’》上海《观察》，1947年7月5日。
[13] 雷海宗《中外的春秋时代》
[14] 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观》
[15] 何永佶，《中国在等盘上》观察丛书8，上海观察社发行，1948年9月初版，发行人，储安平。何永佶“从‘天下国’到‘地缘国家’”原载于上海“观察”，1947年7月5日。
[16]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1994年6月修订版。第94页。
[17] 林同济《疾恶如仇——战士式的人生观》，《战国副刊》第19期，重庆“大公报”1942年4月8日。
1、基本成员："战国策派"三员主将是，林同济、雷海宗、陈铨，都是留德出身。
2、理论资源：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认为，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打倒，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 "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3、反思五四：
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含，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
"战国策派"虽然高度评价"新文化运动"，同时也认为"五四"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4、与"五四"主流思想的区别：
其一，"战国策派"强调集体主义与国家命运的融合；"五四"主流派强调个人主义，以人性的解放为基础实现国家的强大；
其二，认为五四运动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 "战国策派"认为所处世界是"角于力"的时代。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希望能把个人主义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上；
其三，都相信文化决定论，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五四"主将们赞同法国孔德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战国策派"认为应该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坏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的规范和准则。
其四，"战国策派"臧否"新文化运动"最厉害的一点，认为"新文化运动"盲目宣扬和平主义贻误了备战，在一战刚结束时，舆论界一片"去兵"之声，陈独秀甚至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
认为，托尔斯泰（Tolstoi）的不抵抗主义，是辱没人格民族自灭的谬说。承认尼采、希特勒（Stinor）的强力唯我主义，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一个人一民族若没有自卫的强力，单只望公理昌明、仰仗人饶恕和帮助的恩惠才能生存，这是何等卑弱无耻不能自立的奴才。
5、我们对其缺乏认识：
文艺上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代表作有陈铨的剧本《野玫瑰》，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特别是受到延安派作家的批判。
这些作品由于长期受到意思形态的影响，其后失去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