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1911 年6 月2 日生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地主家庭， 1942年1 月22 日病殁香港。原名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等。幼年丧母,父亲性格暴戾，她只有从年迈的祖父那里享受到些许人间温暖，寂寞的童年形成了萧红性格中孤独、敏感、矜持而又倔强的一面。
早年生活1911年（农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于乾隆年间从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逃来东北，到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才从阿城县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萧红父亲张廷举，早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长期担任官吏，具有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他对萧红冷漠无情，促使萧红最终走上背叛地主家庭的道路。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
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萧红乳名荣华，学名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乃莹。她深得祖父张维祯的喜爱，经常带她到后花园玩耍。由于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教育，使萧红从小就打下较好的文学基础。
1920年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呼兰县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萧红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二、求学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在第一女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1931年2月初，因无经济供给，生活困难，萧红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呼兰。春节后她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的。
三、结识萧军1931年10月，萧红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与王恩甲一起住进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王恩甲却不知去向。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并因此结识青年作家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馨园、萧军等人给了萧红很大的帮助。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萧红得以离开旅馆，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
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
四、走上文学之路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同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
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牵牛坊”是画家冯咏秋的宅院，因院内种植牵牛花而得名，是位于道里水道街（今道里兆麟街）的一处平房。萧红、萧军经常到这里参加左翼文化人的聚会，常来的还有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人。通过与他们接触，使萧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文学知识，而且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萧红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由于青岛局势紧张，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舒群被捕，萧红、萧军处境危险。1934年10月，他们离开青岛去上海。
五、与鲁迅的交往 萧红、萧军到上海后，住在拉都路福显坊内一处二楼上。鲁迅先生非常关心他们到上海后的生活、思想和写作情况，但因当时上海环境险恶，斗争残酷复杂，无法会面，只好通过书信联系。鲁迅先生多次给他们写信，表示极大的关切，在精神上给他们很大鼓舞，为他们指明方向。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第一次会面。他们向鲁迅先生介绍了东北的斗争情况和自身的遭遇，鲁迅先生也给他们讲了上海的斗争局势以及文艺界的情况，并同意推荐他们的作品出版。临别时，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鲁迅先生将一些钱交给他们，并让夫人许广平将萧红的书稿带回。
与鲁迅先生的这次会面，对萧红、萧军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加深了他们与鲁迅之间的相互了解，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也使他们得到鲁迅的悉心指点，从鲁迅那里学会做人、做学问，为今后在上海立足，并从事文学创作，铺平了道路。
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
此外，鲁迅还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积极向出版社推荐他们的作品，萧红等人的书稿不但被介绍到当时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有时还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壁那里。在鲁迅的热情帮助下，萧红到上海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六》很快就在《太白》上刊出。
随后，散文《饿》，短篇小说《三个无聊人》分别刊登在《文学》和《太白》上。从此，萧红的作品便陆续在上海发行的《生活知识》、《中学生》、《作家》、《文学季刊》、《中流》等多家杂志上发表。萧红也开始在上海文学界崭露头角，成为一颗闪亮的文学新星。
六、文学的收获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
《生死场》原名《麦场》，后由胡风改名为《生死场》，是她以萧红为笔名的第一部作品。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呼唤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坚定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斗志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萧红在作品中大胆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抒发了她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称赞萧红所描写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从而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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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与社会运动 1936年6月15日，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萧红是最初的发起人之一。
八、情感生活的波动 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
旅居日本，萧红过着寂寞、孤独的日子，但她还是写出了《红的果园》、《孤独的生活》、《王四的故事》、《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以及诗歌《沙粒》等作品，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发表。
1936年月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她写下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
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在北平住不多久，萧红又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也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
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
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此外，萧红还参加了胡风主编的《七月》编辑工作，并完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的前两章。
九、与端木蕻良的生活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
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
在西安，萧红、萧军正式分手。此时萧红已经怀孕。
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他们在武汉结婚。
日军逼近武汉，端木蕻良去重庆。萧红独自辗转于汉口、重庆、江津之间。1938年底，她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1938年被视为萧红文学创作前后两期的分界。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
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十、《呼兰河传》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作品通过对自己故乡的回忆，以朴素率直、凄婉细腻的笔调，真实而感人地再现了她童年时代东北农村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旧的传统意识对人民的束缚和戕害，表达了她对家乡人民苦难境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对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茅盾先生在序言中称“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景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继《呼兰河传》后，萧红在香港还写出了长篇小说《马伯乐》、小说《后花园》，散文《小城三月》、《北中国》，散文《骨架与灵魂》、《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作品。
十一、最后的岁月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1942年5月1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艺术工作者深切悼念萧红。
1957年8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将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公墓，重新安葬。
【著作书目】《跋涉》(小说、散文集)与萧军合著， 1933(自费出版)
《生死场》(中篇小说)1935，上海容光书局；1980，黑龙江人民
《淌薪帧散文集》1936，文生
《桥》(小说、散文集)1936，文生
《牛车上》(小说、散文集)1937，文生
《旷野的呼喊》(短篇小说集)1940，上杂
《萧红散文》1940，重庆大时代书局
《回忆鲁迅先生》(散文)1940，重庆妇生活社
《马伯乐》(中篇小说)1941，重庆大时代书局
《呼兰河传》(长篇小说)1941，上杂 1954，新文艺；1979，黑龙江人民
《手》(小说)1943，桂林远方书店
《小城三月》(小说)1948，香港海洋书屋
《萧红选集》(中、短篇小说集)1958，人文
《萧红选集》1981，人文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辑，1981，黑龙江人民
《萧红短篇小说》1982，黑龙江人民
《萧红散文选集》1982，百花
《萧红》(中国现代作家选集)1984，人文
《萧红代表作》(短篇小说集)1987，人文
【萧红故居】萧红故居
萧红是中国30年代著名女作家，有代表作《呼兰河传》。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出生地，现辟为萧红纪念馆，1986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信函，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在迎门堂屋中间摆设着“萧红故居”原始的砂盘模型。西屋两间做了展室，墙上悬挂着萧红生前的照片和中外名人参观萧红故居的留影三十多幅。还悬挂有美国研究萧红的学者葛治文先生、日本前野淑子女士以及著名瑞士女作家赵淑侠女士，加拿大女作家陈若曦女士的题词；有国内著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方冰、方未艾，著名书法家廖敬文等人怀念萧红的题词与诗作。在展览的书柜中陈列着萧红的著作、传记小说、“张家的族谱”、研究萧红的论文集；北京“吟红社”搜集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赠给萧红故乡的名著，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的赠书和老诗人柳亚子寻找萧红墓的拜墓词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邱明伦等人的信函。展柜中还有以尤里·苏罗夫采夫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赠给萧红故居的纪念章和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品。 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现在，“萧红故居”已近3000平方米，是原面积的五分之二，但它却以古朴典雅的新貌和不断充实的“纪念萧红的展览”赢得了来访者的普遍赞誉。从1986年端午节开放以来，萧红故居已接待了20多万中外游人，仅国际友人就有15个国家600多人来访。这里已成为北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文明窗口、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旅游的文化圣地。
门票：8元
乘车路线：在公路大桥（客运站）乘哈尔滨——呼兰的汽车在造纸路下车东走1公
【萧红故事】 萧红叫萧军“三郎”，“郎华”是萧军的另一个笔名。
她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啰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