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赞他：“敢毅善战，气凌三军”、“沉勇徇义，临财甚廉”。他曾是王智兴麾下的捉生兵马使，只因作战勇敢又爱护士兵，于是赢得众将推服。王智兴本人气量狭小、睚眦必报又心狠手辣，于是外调走石雄后就把与他亲善的士兵杀了个一干二净，又谎称石雄扰乱军心，求唐文宗治其死罪（“智兴寻杀雄之素相善诸将士百余人，仍奏雄摇动军情，请行诛戮”）。好在文宗还没糊涂到这份上，把他调去了另一员勇将刘沔麾下，至此，石雄才真正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历数石雄功绩：数击党项、西羌，大败乌介、迎回太和公主，进讨昭义、平定叛乱，直教唐武宗称其为：“今将帅义而勇罕雄比者。”而他先后由副使累迁至防御使、行营副使，最后进为河阳节度使一职，颇为当年郭子仪受帝宠的遗风。但可敬的是此人“临财廉，每朝廷赐与，辄置军门，自取一匹缣，余悉分士伍，由是众感发，无不奋”。相比之下，郭氏一门受宠后就大肆铺张敛财，功大过亦不小，倒不值得世人如此敬重。
试观唐武宗当政、李德裕辅国时期的种种举措，可知大唐当时也在暗中筹措着收复河湟。只是大唐历经天宝叛乱、藩镇割据，外敌扰边等一系列内忧外患，兼之朝中牛李两朋党相争、宦官专权，所以西复之计，不是流于表皮，就是望洋兴叹。
或许，唐武宗如果没有误食仙丹而暴毙的话，在其有生之年，唐军会亲自挥师西进也未必无此可能。然武宗一死、宣宗上台，身为皇太叔慑国的李忱半是为了正名半是为了打击政敌，李党人士通通被一棍打死、永无翻身之机。
原本武将与文臣关系不大，然只因李德裕曾力荐寒素出身的石雄，他也就成了帝王更新换代的牺牲品：“宣宗立，徙镇凤翔。”与他有仇的王智兴的儿子王宰恨他于泽潞之役中居功最多，联合新任执政白敏中，借宣宗大排李党之机将其一贬再贬，最后拜为有名无实的神武统军。
关于这一点，连两唐书的作者也厌恶地称白敏中的小报告是“猥曰”，可见史家对石雄的同情。
不久，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晚唐名将，终于“失势怏怏卒”。只有一笔青史为其正名：“赞曰：淮、郓砥平，义将输诚。二凶受缚，亦其同恶。毁义弃忠，必殄尔宗。孰称善将？刘沔、石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