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峨四川新都桂湖，是明代诗人杨升庵（１４８８一１５５９）的祠堂所在地。正殿塑有升庵像，与之相隔半湖的沉霞榭，则塑升庵夫人黄峨（１４９８一１５６９）像。塑像不在一起，而是东西相对，可望而不可即。这似乎象征他们夫妇一生分离，却心心相印；天涯咫尺，又咫尺天涯！
黄峨字秀眉，四川遂宁人。父亲黄珂，明成化进士，官至尚书，《明史》有传。母亲亦出自名门，知书识礼。黄峨幼习诗书，有良好的家庭教养。
黄珂同两朝首相杨廷和，“少为道义之交”。廷和子杨慎（字用修，号升庵），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武宗（正德皇）“微行出居庸关，幸宣府”，杨升庵“上疏切谏，不报”，遂称病告假，偕原配王安人回到家乡新都。次年王安人病故（《明史》、《升庵年谱》。
杨黄二家，早有通家之好，故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升庵同黄峨结婚，居住在桂湖之滨的榴阁。黄峨有《庭榴》诗，纪新婚情景，表达对升庵的深情：
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绯花掩映时。不为秋深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番嫌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
黄峨是升庵继室，故说不同桃李争春，如榴花之后放一样，自喻待到早已过了及笄之年，才同升庵结婚，是独秉灵根，慧眼识英才，以故虽迟放而更有自信之感。
他们婚后生活美满，但并不满足于幸福的新婚生活。婚后第二度桂花开罢，菊花黄时，他们夫妇便一同辞别桂湖，离开榴阁，回京复官，施展宏图。
次年，武宗死于豹房，无子嗣立，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这就是世宗嘉靖皇帝。嘉靖三年（１５２４），杨升庵在以“议大礼”为焦点的政治斗争中，忤触世宗，被谪戍云南永昌卫。
年轻的黄峨，遇到这骤然的事变，虽然痛苦万状，但却很有理智。她妥善安排，随带家人，赶去护送升庵。
杨升庵的囚车，从通县下潞河上船。黄峨赶至天津口，改乘大船，沿运河入长江，溯江而上。这对患难夫妻，风雨同舟，历尽艰辛。但问心无愧，故也曾放荡形骸之外。于是昼游扬州，夜泊秦淮；雨花台、采石矾，凭吊唏嘘；泛洞庭、览君山，襟怀旷达。不觉时序冬来，行至湖北江陵，已是去滇与入川的分道之处了。夫妻情深，说不尽离恨别苦，洒泪惜别。
杨升庵除《江陵别内》诗外，又有《临江仙·江陵别内》词写道：
楚寨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黄峨也有《罗江怨》抒离别情怀：
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
黄昏画角歇，南楼报也。迟迟更漏初长夜。茅檐滴溜，松梢霁雪。窗纸不定风如射。墙头月又斜，床头灯又灭。红炉火冷心头热。
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小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不恼。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雁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
关山转望赊，程途倦也。愁人莫与愁人说。离乡背井，瞻天望阙。丹青难把衷肠写。炎方风景别，京华音信绝。世情休问凉和热。
从此升庵被押解，经湖南，过贵州而至云南；黄峨则溯江而上，回到四川新都。后来黄峨接到升庵家书并《仙吕·点绎唇》一曲，提到“辞家衣线绽，去国履痕穿”。黄峨想到丈夫从相国公子状元郎沦落到衣破鞋穿的光景，不禁凄然；随信写了《黄莺儿》词四阕，其一：
积雨酿春寒，见繁花树树残。泥途满眼登临倦。江流几湾，云山几盘，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
嘉靖五年（１５２６），升庵探父病回家，便偕黄峨同去戍所。八年（１５２９），奔父丧又偕黄峨返家。丧事毕，升庵还戍所，黄峨独居榴阁。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她自叹命薄，更悬念远在云南的丈夫，写出深情感人的《寄外》诗：
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在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下，他们之间传书带信，不知几年一来，几月一往。真是“昨夜梦里分明见，醒来时枕剩衾单。费长房缩不就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
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杨升庵客死异乡。噩耗传来，黄峨悲痛万分，以花甲高龄奔丧，到了沪州，扶榇归里。谁知当年生离，而今竟成死别，真千古恨事！
黄峨二十一岁同升庵结婚，仅过五年顺境生活，便遭逢升庵谪戍，从此遂一生坎坷。
黄峨能文工诗，更擅词曲，这早见于与之同时而略晚的朱孟震《续玉笥诗谈》：“博通经史，能诗文，善书札。”但诗不多作，亦不存稿。而其词曲，则比诗作为多。她的许多诗还辗转传抄，分别散收于明、清人集中。至于黄峨作品以集名，则始见于《杨状元妻诗集》一卷。这是隆庆四年（１５７０）俞宪刻本，辑入《盛明百家诗选后编》，但仅诗三首，曲一支。《杨夫人乐府词余》五卷，署万历戊申（即三十六年，公元１６０８），杨禹声刻本。《杨夫人词曲》五卷，著录于《明史·艺文志》，未见其书。《杨夫人曲》三卷，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任中敏编校，与《升庵陶情乐府》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商务印书馆排印。《黄夫人乐府》四卷，乃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黄缘芳编校，与《升庵先生乐府》四卷合订为《升庵夫妇乐府》，由中华书局排印。卢前《饮虹簃》也收入黄峨作品，名《杨夫人乐府》。以上专集，内容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辑录诸家评论。此外，《锦字书》一卷，书目仅见于清初王士禄《然脂集例》。
对于黄峨的作品，早有异议：认为有传抄之误；有疑为升庵代作；有书贾牟利而杜撰，以淫亵词标新立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她的词曲，好多都同杨升庵的作品混在一起，很难辨别，这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黄峨作品的内容，历来论者都只提到她写个人离情别绪，幽怀怨致。然而仔细吟读，在个人幽怨中，也不乏具有社会意义的词章。
历来对黄峨的作品，评价都很高。万历版《杨夫人乐府词余》序中，称她“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真”。徐文长称赞她。“旨趣闲雅，风致翩翩，填词用韵，天然合律”。“积雨酿春寒”这阕《黄莺儿》，被明代骚隐居士《衡曲尘谈》誉为“字字绝佳”。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寄外》一律和《黄莺儿》一词，“升庵别和三词，俱不能胜”。
黄峨的才德都堪称颂，人品高尚。钱谦益《历朝诗集小传》说她“闺门肃穆，用修亦敬惮”。故升庵为她祝寿，有“女洙泗、闺邹鲁”之辞。洙泗、邹鲁，代指孔孟。升庵是把她作为女中圣贤来尊敬的。
杨升庵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夫人，又何止“郎才女貌”而已？徐文长赞颂他们夫妇“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这实在是历史上罕见的。黄峨同杨升庵一样，在我国的文学史上，也该得到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