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可望（？—1660），小名旺儿，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义子，受封“东平王”，绰号“一堵墙”。
儿时即随从张献忠起义，因骁勇善战，受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张献忠义子,张献忠赐姓为张可望.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络绎南下，准备进军云贵，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
次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他成为国主，年号兴朝。顺治六年，孙可望致书南明永历政权，表示愿“联合恢剿”，共同抗清，请封秦王,但明朝从无异姓封一字王之先例,所以南朝先封其为 平辽王 但孙拒不受封,云南方面，时间一久，军民人等多知孙可望没有得到“一字王”的王封，窃议纷纷，使得孙可望如坐针毡。羞恼之下，他派人入朝，恳请永历帝实封他为“秦王”。阁臣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以及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更加较真，就是不同意加封孙可望为“一字王”。孙派人携数万黄金白银和贿诸人，皆遭拒绝。于是，愤恨至极的孙可望露出狰狞面目，派其手下贺九义带兵五千人以扈驾为外，前往南宁，刺杀了大学士严起恒和杨鼎和，吴贞毓出差在外，得免被杀。杀人示威之后，孙可望再派杨畏知与龚彝二人入朝，一定要得到秦王之封.
当时，入朝面君的李自成妻弟高必正（高一功）得知此事，唤来孙可望来使，正色训斥道：“大明本无异姓封王之例。我等攻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遇赦，为当今皇上驰驱，得封公爵。你张献忠一党窃据云南，罪固减等，封公爵足矣，怎敢妄求王爵。自今而后，尔等应该与我一起，赤心报国，洗去贼名，勿欺朝廷孱弱。否则，我两家士马相当，当与尔等一战.
永历朝廷得知孙可望杀杨畏知。怕老孙狗急跳墙，就派人封他为一字王，但仍不封他“秦王”，封为“冀王”。孙可望不买帐，大怒道：“我久为秦王，安得屡屡改封！”
他手下心腹进劝：“大丈夫当自己作主，何必朝廷来封！”
于是，孙可望再不顾及永历朝廷，索性大摇大摆自称“秦王”，四处用印
顺治八年（1651）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步骑兵数万人、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围如铁桶”。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奋勇攻城，占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接着乘胜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进攻靖州。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
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自宝庆北遁，六月初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其中有分巡上湖南道张兆罴、分巡下湖南道郭万象、宝庆知府冯桓、永州知府李策鼎、衡州府署印同知赵廷标、长沙知府张弘猷、郴州知州杨士英、道州知州张学仁、茶陵知州萧汉英、署武冈州事赵继登，以及新化、城步、新宁、零陵、祁阳、东安、宁远、永明、江华、衡阳、衡山、常宁、安仁、宜章、桂阳、攸县、长沙、善化、宁乡、益阳、湘乡、桃源、邵阳、浏阳、酃县知县和署印官共三十五名。这样，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府治在沅陵）负隅顽抗。
自北伐以来，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接着李定国又从桂林大获全胜，斩清廷定南王孔有德，随后，孙可望调李定国由广西转进湖南，在衡阳伏击南下讨伐的清朝敬谨亲王尼堪，将其全部歼灭，尼堪本人也被杀。由抚南王刘文秀率领的另一路五万入川大军，由建昌、叙永、彭水展开全面反攻，也是连战皆捷，攻占重庆，直逼保宁，但刘文秀因胜轻敌，保宁一战，被吴三桂打败，丧失了大将王复臣，被迫退回贵州，孙可望还趁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
孙可望器小易盈，缺乏统筹全局、妥善处理内部关系的胸襟，由于对李定国的战功非常嫉妒，竟谋召李定国赴沆州（今湖南省芷江县，位怀化市西南）议事时杀之，事泄未遂。李定国为了制止孙可望的分裂活动，曾几次派人或去函劝说，孙可望不听，双方矛盾益深。
顺治十四年（1657），孙可望与李定国彻底翻脸，派遣大军十四万从贵州进军云南，企图一举消灭李定国部，但因冯双礼倒戈，孙可望大败，溃不成军，逃回贵阳。当年，孙可望降清，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顺治十五年七月（1658）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
“（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