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天才式的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盖伊·戴文坡不仅学识渊博，精通现代思想史、哲学史、艺术史，熟悉十多种语言，而且思维敏捷深邃，思考独辟蹊径，文风新颖奇特，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读他的小说，你会觉得自己仿佛步入了一个智商检测室，一举一动都隐藏杀机，一言一语都暗设机关，时刻考验着你的艺术感觉，检视着你的知识修养，测试着你的思想力度。他以灵光四射的叙事话语和彻底开放的叙事结构，将现代短篇小说的审美趣味引向一种令人欲罢不能、欲读还休的奇特境地，因而，他一直被西方人称为“学者型的短篇小说艺术大师”。
《青铜叶子，红叶子》虽不属予他的代表性作品，但同样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小说以臭名昭著的希特勒作为主人公，但面对这个二十世纪人类史上最大的暴君与独裁者，作者却故意绕开了众所周知的那种极端专制化的纳粹思想，而以全部的叙事话语将他还原到普通的生存场景之中，以微小而丰盈的日常生活场景，展示人物的“亲民性”、“丰富的知识”、在女人面前特有的羞怯神态，以及让人发噱的幽默感。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小善伪装大恶”的生存伎俩。它的蒙蔽性，不仅仅在于这些“小善”行为本身具有浓郁的自然生活情趣，而且还隐含了人类生命的多元性格组合定律——事实上，在人类史中，任何一个暴君的精神中，都会有他丰富而特殊的生命情态，同样，任何一个伟人的个性中，也都存在着某些难以言说的弱点。此所谓“金无赤金，人无完人”也。但是，如果没有既定的人物价值系统作为参照，没有历史印证的文化观念作为背景，我们的阅读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戴文坡所设的圈套之中——因为他并没有明确地设置一种反讽式的叙事语调，而是将反讽的意旨潜藏在某些关键性的细节背后，你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艺术智性，才能品味到他的真实意图。
这种关键性的话语细节，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希特勒对尼采的疯狂崇拜以及对《权力意志》的极度痴迷，对墨索里尼的敬佩有加，不失时机地在“带电式的”演讲中对犹太特性、共产主义、无神论以及现代艺术的抨击。尽管这些场景在小说中都被处理成一种看似很不经意的细节，甚至带有某种谦虚、敬重、卓尔不群的“精神风范”，但它们恰恰构成了人物内在精神秉赋和价值倾向的逻辑注解。戴文坡的智慧就在于，他十分敏捷地利用了这些“小善”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内在价值真相，将反讽思维全面溶解在正常的叙事之中，既为希特勒的国家纳粹主义思想提供了某些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理论注释，又揭示了他的专制思想与艺术化表达方式相结合之后，所形成的巨大而特殊的情感煽动性。它使我们看到，希特勒的诡秘之处在于，他不是以简单粗暴的强力意志来推行自己的“日耳曼精神”，而是借助特定的哲学和艺术、正常的伦理法则、有效的情感煽动，在“和蔼可亲”、“博闻强记”的过程中来渗透自己的强权意志。——如果往深处想，这一点，其实也是人类历史自身的悲剧所在。
事实上，通过这种奇特的反讽，戴文坡不仅对善与恶的关系进行了严正的质疑，还对“善”在特定情境下如何来装饰“恶”进行了独特的省察——他至少让我们看到，人性在本能上的伪装与反伪装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如何捕捉人性真相的手段。倘若就叙事技巧而言，作家无疑成功地利用了“以轻击重”的艺术策略，即，通过那些看似温暖、亲切、人道的“善意化”细节，轻松而顽强地敲开了人物霸道、彪悍且又蛊惑人心的晦暗灵魂，从而将雪亮的反讽匕首插在话语背后的核心地带。所以，在整个叙事的过程中，他不招摇，不轻率，沿着人物自身的人格逻辑，慢慢地撕破希特勒经过精心修饰的那些言行，一步步地逼近并凸现他那真实的灵魂面目。
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取反讽的内在力度，戴文坡不仅将叙述严格地控制在真实的史料之中，譬如希特勒对瓦格纳和尼采的崇拜，对维也纳艺术（尤其是绘画）的热衷，极富煽动性的演说，甚至对日耳曼精神的狂想，而这一点，只要看看《第三帝国》等著作，都会得到明确的历史印证，而且，他的整个叙事语调也基本上保持在戈培尔的宣传基调上。也就是说，他是利用了戈培尔对元首的宣传策略，在虔诚得近乎夸饰的过程中，通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段，完成了对小说反讽的内在预设。同时，对于很少使用素描手法的戴文坡来说，这篇小说却大量地使用了素描式的叙述，使话语不断地往返于“杏元饼干”、“带电的演说”、“羞怯的微笑”之间，不能不让人想起希特勒早年在维也纳狂热练习的那些素描画。抑或，这正是戴文坡的又一个“春秋笔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