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检查户口，将隐漏不报和逃亡人口搜括出来，遣送还乡或就地入籍。又称括客。这种清查浮客的活动，历代均有。东魏末，高隆之为河北括户大使，是以括户名使的第一次见于史籍。隋朝的租调徭役和唐朝的租庸调都以人丁作为征发对象，因此封建国家十分重视对户口的控制，严禁百姓逃亡。隋朝建立后，在山东地区检括户口，乞伏慧在曹州检括得户数万，令狐熙在沧州令隐户自归首，至者万户。开皇三年（583）大索貌阅，其后又实行输籍之法，大业五年（609）又进行貌阅（也有学者认为大索貌阅实只大业五年一次），也都是为了把隐漏、逃亡的农民变成国家控制的编户。
唐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宗贞观十六年（642）都曾下诏检括户口。高宗、武则天以后，土地兼并发展，农民土地日益减少，无力负担赋税徭役，被迫弃家离乡。特别是武则天晚年，赋役繁重，迫使大量农民逃亡，出现了“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形势，于是武则天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户。敦煌发现的唐代文书中，有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关于检括甘、凉、瓜、肃等州所居停的沙州逃户的牒一件。《吐鲁番考古记》中也著录了武则天时期的上括浮逃使状一件。说明这次括户确是在广大地区实行了的。
唐代最大的一次括户是玄宗开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由宇文融主持的。开元初年，农民逃亡的情况继续发展，他们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乡开垦土地耕种，有的逃入城市充当雇佣，更多的则成为地主隐匿的佃客和佣保（在逃亡队伍中也存在着极少数地主），还有许多人制造伪勋和充当色役以逃避徭役。为了增加封建国家的财赋收入，扩大徭役、兵役的来源，开元九年宇文融建议检查色役伪滥，搜括逃户。二月，唐玄宗下令州县逃户限百日内自首，并令宇文融充使推勾。由于逃亡农民只有准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余的一律要“牒还故乡”，因此受到农民的抵制。唐朝政府被迫改变逃户自首的条件。开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劝农使安抚户口诏》中明确规定：“先是逋逃，并容自首。如能服勤垄亩，肆力耕耘，所在闲田，劝其开垦。”允许农民所在附籍，不再提牒还故乡。唐玄宗再次任命宇文融兼充劝农使。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往全国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对新附客户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徭役，只收轻税。这次检括，效果很大，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应的田亩。开元十八年，裴耀卿建议以括出客户营田，大约未被采纳。开元天宝年间，曾以括出客户置县，足见各地客户数量之多。此后，由于土地兼并规模更加发展，农民失去土地更加严重，赋役日益繁重，农民逃亡的情况越来越多，唐王朝不断下令检括逃户，但逃户问题始终没有能够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