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
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黄河流域人口受到严重损失。
东汉末年至三国末年前后九十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多，此地区人民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南方逃亡，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
黄河流域及附近地区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城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结果黄河流域人口比重由80%下降至60%，直至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前，全国人口分布，大致稳定在这一局面
发生在天宝十四年(755年)的“安史之乱”，第二次造成了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安史之乱”后，中原地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官方人口统计只剩约1700万人，总数不到此一历史事件发生前的三分之一。
这次战乱虽仅持续七年(755—763年)，但中原地区人民南迁并没有因战乱的结束而终止，直至唐末和五代十国时，南迁的中原人民仍相望于道。经过“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的南迁，南、北方的人口比例，首次出现均衡的状况
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再次导致中原人民南迁，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可与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相伯仲，其结果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过北方，最终完成了中国人口、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转移，从此中国社会便进入南盛北衰的阶段。
此后中原人民南迁并未停止。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几次社会大动乱，又
一次次导致中原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尤其是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初，迫使中原人民纷纷南逃避难，而先期迁徙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原移民则部分流往岭南
赣南客家人因迫于清廷颁布“迁海令”而返迁其祖居地陕南。清统治者颁布“迁海令”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对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强制迁移，隔绝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反清武装与内地反清势力的联系，防郑再次北伐。
按“迁海令”的规定，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划地为界，令居民限时迁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再缩二十里，犹以为近也，又再缩十里，凡三迁
而界始定。”
广东最早实行迁界和受害最重的是粤东客家人聚居地，“坠县卫城廓以数十计”，“尽燔庐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著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迁海令”实施前后持续约二十年之久。它的施行给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沿海地区的居民带来惨重的灾难，迁民颠沛流离十不存八九，渔舟、商船禁止出海，致众多的商港、渔村变为废墟，阡陌良田也成灌莽荒丘。在此情形下，客家人冒险远走南洋，北返西北其祖地，是理所当然的。
发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再次导致闽、粤、赣边客家人纷纷外迁。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国的十八个省，尤其是江、浙、皖、赣等东南沿海各省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外国侵略者反复较量的战场，其中不少是客家人聚居地。在这些地方，清军及外国侵略者残酷地烧杀抢掠，地方民团也为虎作伥肆意蹂躏百姓。为避战祸和反动势力的报复、清军的追杀，大批的客家人被迫外逃，迁徙到他们自认较为安全的地方。战后，不少客家人聚居地“荆榛塞路”“十室九空”，有些地方人口减少过半。可见其时客家人外迁现象是多么严重。
人口的迁移始终与人类发展历程相伴随。经济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此外，政治、军事、宗教等因素也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建国以来，我国人口迁移主要与经济发展相联系。概括地说，我国的人口迁移可分成三类：
1、50、60年代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如企业内迁、支边等等；
2、改革开放以来以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运动；
3、以及因工程建设项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与通常的人口迁移不同，工程移民是非志愿移民(Involuntary Resettlement)。这类移民是由于水库、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而造成的。以水库建设为例，50、60年代建设的新安江水库、三门峡水库和丹江口水库均产生了数十万的移民，目前在建的三峡工程动迁人口达百万之众。
据估计，建国后我国因工程建设而形成的非志愿移民总数在4000万人以上。因此非志愿移民已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与结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