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五侯掌权以后，跟梁冀一样胡作非为。他们把持朝政，卖官卖爵，从朝廷到全国郡县，都有他们的亲信，搞得社会黑暗不堪。当时有一批士族地主出身的官员，不满宦官掌权，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还有一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因为社会腐败，找不到出路，也要求改革。他们批评朝政，对掌权的宦官和附和宦官的人，深恶痛绝。公元１６５年，陈蕃做了太尉，名士李膺做了司隶校尉，这两个人都是不满宦官的。太学生都拥护他们，把他们看作是模范人物。李膺当了司隶校尉后，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野王（今河南泌阳县）县令张朔贪污勒索。李膺要查办张朔。张朔逃到洛阳，躲进他哥哥家里。李膺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张朔，把他逮走。张让赶快托人去求情，李膺已经把案子审理清楚，把张朔杀了。张让气得什么似的，马上向汉桓帝哭诉。桓帝知道张朔确实有罪，也没有难为李膺。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见见李膺，要是受到李膺的接见，就被看作很光彩的事，称做“登龙门”。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搞迷信活动的人）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儿子杀人。李膺马上把杀人凶手逮捕起来，准备法办。第二天，大赦令下来，张成得意地对众人说：“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更加冒火。他说：“张成预先知道大赦，故意教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说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张成哪儿肯罢休，他要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他们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就下命令逮捕党人。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寔和范滂等二百多人，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地，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杜密像李膺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宦官作对的官员。两个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联在一起，称为“李、杜”。李膺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陈寔本来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并不害怕，说：“我逃了，别人怎么办？我进了狱，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就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范滂也跟陈寔一样，挺着腰板进了监狱。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相，相当于郡的太守）史弼没报。朝廷的诏书接连下来催逼他，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到平原去查问。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那官员把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那官员被他反驳得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史弼又说：“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么，平原家家户户都有党人。我情愿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那官员拿他没有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回报朝廷。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就这样关了一年多。第二年，有一个颍川人贾彪，自告奋勇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李膺在狱中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宦官这才害怕了，对汉桓帝说：“现在天时不正常，应当大赦天下了。”汉桓帝对宦官是唯命是听的，就宣布大赦，把两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这批党人虽然释放，但是宦官不许他们留在京城，打发他们一律回老家，并且把他们的名字通报各地，罚他们一辈子不得做官。历史上叫做“党锢”（“锢”就是禁锢的意思）事件。不久，汉桓帝死了。窦皇后和父亲窦武商量，从皇族中找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刘宏继承皇位，就是后来腐败出了名的汉灵帝。
到了后来，因黄巾起义的爆发，北地太守皇甫嵩面对势如怒潮的黄巾义军，统治阶级内部必须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从而提出了相当中肯的建议——解除党锢之禁，借以缓和内部矛盾对付黄巾，这也是个十分大胆的建议。事实上，不久之前的熹平五年（西元176），永昌太守曹鸾就因为企图为“党人”翻案而惨遭杀害。而在此危急时刻，汉灵帝却不得不考虑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在与自己身边最具政治见识的宦官吕强商议后，灵帝接受了建议，赦免“党人”，而所谓的“党人”事实上自然不是谋反者，相反，他们是更具热情与才具的汉王朝忠实拥护者，赦令一下，绝大多数人自然感念皇恩浩荡，纷纷奔赴沙场或运筹帷幄，为朝廷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