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1895－1959）字鸿章，四川安岳县来凤乡人。“五四”时期著名的白话诗人，又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五四”之前，康白情已入北京大学文科学习文，善词、赋、诗歌。1917年北大创立由学生领袖主持“教授会”议事制，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担任四个“教授会”的“主任”。1918年6月，李大钊等北大教授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蔡和森、赵世炎、张闻天、沈泽民等后来的中共领导人都是这个学会的积极分子；许德珩等后来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是它的领导成员；曾琦、左舜生、李璜等后来的青年党领导人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康白情也是其会员。同时，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康白情协同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等人以“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为口号，于同年秋，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康白情当时任《新潮》的干事，先后发表了《草儿在前，鞭儿在后》、《朝气》、《和平的春天》、《别少年中国》、《女工之歌》等白话诗。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康白情为学生会领袖之一。1919年5月3日夜，在北大学生会召开千人大会决定第二天游行示威之后，校长蔡元培又召五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段锡朋、康白情急作谋划。“五四”事件发展成全国运动之后，康白情率领北京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当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五四”怒潮趋于平静的1919年下半年，在接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策划下，学校当局接受了北大学生会曾经拒绝的穆藕初捐助的十余万元。在胡适的协调下，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用这笔钱资送了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等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五个学生领袖，前往美国留学。这一行径，被当时的教育界进步人士讥为“五大臣出洋”，此说源自晚清朝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举。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一招果然奏效，五人中除康白情消极无为外，其余四人都走向了“五四精神”的反面。
康白情去的是柏克利加州大学，选修的是“近年社会改造学说”。看起来，康白情难以忘怀自己在社会活动方面的风光。到美国后，他仍然不断地与在美的“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分子，如张闻天、袁同礼等人保持联系，关注并探讨政治。他在赴美国途中，经过日本时，曾与日本共产党联络。人在美国，更与美国共产党主动联系。但都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最后还是在旧金山找到了有中国背景的政治势力——洪门帮会，成为旧金山洪门致公堂的一员。他想利用该组织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实际上，他对这类组织并不陌生，他的家乡四川安岳就是“袍哥”的中心之一，他在11岁就曾“参加”进去。1923年7月，康白情拉上加州大学的几个中国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新中国党”。28岁的康白情，自任“党魁”，以西方各地的唐人街为重点着手发展组织，并在上海、北京等地设立党部，四处拉拢各国留学生入党，如刚到法国的老乡李劼人就被说服加入。一时间，这个以帮会为基础的“政党”居然声色颇壮。康白情自以为本钱丰厚，抛却加州大学的学业，于1926年以领袖身份傲然回国“指导”工作。没有康白情居间穿针引线，这个以华侨社团为基础的“政党”，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
康白情最终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仅学业荒废无成、组织消弭无形，而且失去了昔日老师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信任。走投无路之下，他曾致书北洋政府段祺瑞，陈述对国事的主张，后深感此事有违己愿，便去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以后又辗转广州、厦门，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职。抗战期间，康白情躲避战乱跑回四川老家，曾在军阀刘湘幕下为僚。40年代末，他又出川到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彻底断了政途之念。 新中国建立后，康白情先后在中山大学、华南师大担任文学系教授。1957年“反右”时，康白情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他被勒令离职返乡。迁延时日，他才北上长江，转船溯江而上，行至湖北巴东，因病不治客死途中，时在19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