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位于中条山和崤山之间，是黄河中游下段著名的峡谷。三门峡水库的北面是山西省平陆县，水库南面是河南省三门峡市。旧时黄河河床中有岩石岛，将黄河水分成三股息流由西向东，北面一股处为“人门”，中间一股处为“神门”，南面一段处为“鬼门”，故此峡称为三门峡。三门峡以西是渭河、洛河水的汇合处，两水汇合后再向东流到风陵渡入黄河，所以黄河入河南省后水流急、流量大，在旧社会经常泛滥成灾。为根治黄河水害，1957年开始在三门峡修堤筑坝，1960年建成著名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水坝高353米，库容162亿立方米。由于泥沙冲积及修建中的问题，1965年又逐步对工程进行改建，使其能正常发挥效益。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发电、灌溉、防洪综合工程，它为河南、河北、山西三省提供了丰富的电力，为河南提供了灌溉的水源，对河南、山东的防洪起了重大作用。
三门峡水利工程之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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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看到一篇关于三门峡水库的文章，看完之后心里感觉非常的难受。一些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的灾难，在中国，却因为人为的原因发生了，并且要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修水库应该是一件造福人民的大好事，但是我们也有一句老话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门峡水库就是一个例外，功过是非自有事实说话，但是我们能不能从中吸取教训，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却显得非常重要。
从1952年开始，中国从苏联聘请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
1954年10月，在苏联专家道德指导下，以水利部和燃料工业部为主成立的黄河规划委员会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那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妙的远景：在黄河上要修筑起46座河坝，“500吨的拖船能由入海口航行到兰州”。装机总容量可达23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达到1100亿度，相当于1954年全部发电量的10倍，灌溉面积由原来的1659万亩扩大到1.16亿亩。而在这46座水坝当中，三门峡是最大和最重要的。
但是正是这项工程的修建，导致在以后的40多年中几十万人口离开他们原本富裕的家园，迁移到土地贫瘠的偏远地区，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更严重的是三门峡水库的修建给黄河中游和渭河流域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么，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一意要在自己手上实现所谓的“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息下，负有责任的专家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达。
当然反对的人也不是没有，黄万里就是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交口称赞，只有黄万里反对，并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1957年6月10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讨论会上“主上派”与黄万里一人的“反对派”展开激烈辩论，“主上派”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水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里认为，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的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但是由于但是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数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7日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然而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把6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70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代开——这到底是何苦来哉。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就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从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两岸受灾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市受到严重威胁。到了50年后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所剩无几，从1972年开始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已每年平均断流100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帐，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40亿元，相当于40座武三又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这不是地域贴，不管是三门峡水库的所在地——河南，还是受灾的关中平原——陕西，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都没有错，不是你们的错。
但是造成这种悲惨的原因，却值得我们深思，说到底，我们就是要在科学上，特别是在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上有严谨的态度和作风，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好大喜功的冲动终将酿成惨重的后果。
由此可见中国不能一味听信国外专家的言论 中国的东西还要自己动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