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湖文派的得名，起自光绪初年张之洞《书目答问》，这本目录列举清代古文家文集时，分为“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不立宗派古文家”。这时候，阳湖文派的创始人恽敬、张惠言已去世半个多世纪。“阳湖文派”不仅它的名称是后人“加给”的，而且它的创始人也是后人“推选”的，甚至它的成员也是后人“认定”的。阳湖文派的作家们，他们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开宗立派”，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开宗立派”，“阳湖派”的得名，从根本上说，是武进、阳湖籍的一群作家们“自成一队”的创作实绩得到世人的推崇，他们的文学主张得到世人的承认所致。《书目答问》在“桐城派古文家”之外，另立“阳湖派古文家”，这是对世人舆论的一种认可。
较早认识到阳湖古文“别有建树”的是包世臣。他在《读大云山房文集》中论述恽敬的创作时说：
“古文自南宋以来，皆为以时文之法，繁芜无骨势。茅坤，归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谓真古矣，乃与时文迩近。子居（恽敬）归、方邪许之时，娇然有以自植，固豪杰之士哉!”（《艺舟双楫论文》）
包世臣这篇文章，作于道光元年（1821年），距恽敬去世4年。“归、方邪许”是形容桐城派声势之盛。“娇然有以自植”是说恽敬与归有光、方苞的观点、作法不同而别有建树。也就是说，阳湖古文相对于桐城古文而言，“别有建树”。
“桐城”称派，一般都认为始于姚鼐称“天下文章，出于桐城”一语。这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一文中的话。桐城派作为一代古文的正宗，而阳湖派相对于桐城派而“别有建树”，所以，近代以来讨论阳湖派，总离不开阳湖与桐城两派的关系问题。一是强调两派相承的一面视阳湖派为桐城派的旁支别系；一是强调两派相竞的一面，视阳湖派为摆脱桐城派影响的独立文派。
因为阳湖派的创始人、首领也是由后人推定，所以，创始人、首领究竟为谁？也有两种意见：一曰张惠言、李兆洛；二曰恽敬、张惠言。第二种看法比较普遍。《清史稿》中的排列，实际上也含有对恽、张两人地位的一种评价：
《清国史·文苑传》卷五四《陆继辂传》指出：
“是时常州一群多志节卓荦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间。恽敬、张惠言，天下推为阳湖派，与桐城相抗，继辂与董士锡所为文，亦拔戟自成一队。”
《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陆继辂传》指出：
“常州自张惠言、恽敬以古文名，继辂与董士锡同时并起，世遂推为阳湖派，与桐城派相抗。
阳湖派的首领，不是“官封”的，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们自己“公选”的。他们是自然领袖，而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领袖”，同伴们也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领袖”。他们生而同里，长而同乡。或近或远的亲从血缘关系是他们深交的天然纽带；友朋切磋、互相勉励，则似乎是他们成派的“组织手段”。阳湖文派，有没有“开宗立派”，谁是首领，排名先后，我认为都不必计较，反正不是“散兵游勇”、“乌合之众”。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生命所在是风格特征，是共同的理论主张和相近的创作风格。是体现上述主张和风格的作品，是创作这样的作品的作家群体。
乾、嘉年间的常州，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被誉为中吴要辅，八邑名都，人心向学，教育普及，科第兴盛，其学风尤独领风骚。著名学者曹虹先生归纳常州学风的特点为：
第一是融通。常州是多种学术思想交汇之所。如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提到：“同州诸前达多习校录、严考证、成专家。”孙星衍，洪亮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庄存与，他进一步发扬光大了常州融通的学风。他是清代今文经学派的创始人，但他的学风兼容并包。不以专治今文经自限，而是“诸经皆有撰述”。他致力于古文经《周礼》的研究，又对伪《古文尚书》的价值给予一定的肯定。李兆洛以通人的眼力，表彰庄存与“融通”的精神：“宗伯公经述渊茂，诸经皆有撰述，深造自得，不分别汉宋，必融通圣奥，归诸至当”。而李兆洛自己，也是“融通”学风的实践者。所以，魏源赞扬庄存与与李兆洛为同出一乡的“并世两通儒”。他们不仅消除学术畛域，消除门户之见；而且也不墨守成规旧套，寓创新于会通，在他们身上，洋溢着不凡的“通儒”气派。
第二是致用。常州经世致用的学风要追溯到明代唐荆川。它不仅包括关于世界观的学说，而且包括一套专业知识。以庄存与为代表的常州庄家继承并发扬了这种学风。庄存与创清代今文经学，虽然没有直接论述政治问题，但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明天道以合人事”反对和砷集团。李兆洛曾序其所撰《周官记》指出其学说的特点与意义在于：“实能探制作之本，明天道以合人事，然后辍学之徒钩稽文词，吹勃细碎，沿传讹谬之说，一切可以尽废，有志于治者，由其说，通其变，举而措之，如视诸掌，非徒经生讲解之资而已也。治经者知读书所以致用，必有观其会通而不泥于迹者，庶几六经之在天壤，不为占毕记诵之所荒，不为迂僻胶固之所窜也夫！”
董士锡在《庄氏易说叙》中揭示庄存与“读书”与“致用”合一的实学品格说：“不知者为乾隆间经学之别流，而知者以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也。方乾隆时，学者莫不由《说文》、《尔雅》而入，深于汉经师之言，而无涵以游杂，其门人为之，莫不以门户自守，深疾宋以后之空言，因其艺精，抑亦术峻。而又乌知世固有不为空言而实学姿肆如是者哉！”
谭献也极力表彰庄存与“不为空言”的经学。说：“宗伯甘盘旧学，老成典型，经说皆非空言，可以推见时事。乾、嘉之际，朝章图故，隐寓其中。”（《复堂日记》卷七）
常州学风讲求实学，注重致用，对于经学以外各种切合实际的学问专业知识十分重视。子史兵农、刑法、数术之学。以及医经本草，舆地之学，常州学子无不研习。张琦“自言合则天下悬于掌上，山川险要，道路出入之势历历可画”。李兆洛则不但精研本国地理，而且对于沿海诸国“所在远近，海道曲折以及国之大小强弱，风气厚薄美恶，政令弄禁之大凡”亟予留心，讲求河漕、盐政、钱法、兵制、方志等经世之务的，不乏其人。甚至连女性也受到感染，如恽珠“相夫子有政声，训子以实学”；张琦长女张珊英在病中与友人相见，也“论夷务未平，养痈成患，相对扼腕”，（《名媛诗话》）
第三是多思。常州学风多思的特点，意味着个人的心智得到强调与开发，庄存与治《公羊》学，创今文经学，从根本上注重义理而不是训诂。《公羊》不同于《左传》。《左传》注重记载的历史事实，《公羊》注重于记载的历史事实所发挥的义理，是一“种历史哲学。学者更需要“深造自得”、“探本究源”，更需要“多思”，李兆洛赞叹庄存与的学说“鸿识卓学，甄宗天人，经纬圣哲”，并把刘逢禄比作“善持论、能文辞”的董仲舒。后章太炎又称颂宋翔风的学说“其义瑰伟，而文特华妙”。而要做到“举大义，善持论”必然注重思想，善于思想。恽敬注重诸子学对于开发心智的意义，在文学观的建树中汲取禅宗的思辨智慧。这种追求也是常州“多思”学风的体现。
第四是文采。常州今文经学家的著述，以经学与文学的结合显其特长，经学家而兼擅文翰，如庄存与所撰《春秋正辞》，就是整齐的韵文，文词之工，令人瞩目。刘师培在《南北考据学不同论》及《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都提到庄存与文词“深美闽约”。他的侄子庄述祖，学者称珍艺先生，亦擅创作，能诗善赋。谭献曾说：“夜诵《珍艺宦文》，琅琅真作金石声，说《书》、《诗》数篇，风发泉涌，而渊渊髦翠，潜气内转”。说经之文而能带来如此高超的审美愉悦，可见其文才充溢，张惠言的《易义别录序》虽是说经之文，却能“以五喻成章……遂使叙经之文而兴味洒然”。稍后的刘逢禄与宋翔凤，被恽敬称颂为“治经行文俱冠流辈”，无不显示常州经学家重文的传统。清代常州美文的发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十分引人注目。嘉庆三年选编的《八家四六文钞》和光绪七年所编的《后八家四六文钞》两书入选的16位作者中，常州各占3名共6名。反映了常州骄文创作的实力和优势。
恽敬曾惊叹“吾州多异才”。陆继辂则自豪地说“吾乡文儒甲天下”。杭州龚自珍更赞美“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阳湖文派就产生于这个学术部落，常州学风则是其产生的学术背景。
阳湖派讲究文章的气势，笔力雄劲，文气刚健，以恽敬的风格为代表、为典型。张维屏在分析了清代前期和中期各家散文后认为：“文气之奇推魏叔子（禧），文体之正推方望溪（苞），而介乎奇正之间则恽子居（敬）也。诸家为古文，多从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恽子居从周秦诸子入，而得力于《史记》。”李桓《国朝耆献征初编》卷二四二）。刘师培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中论及恽敬的散文时，以“峻拔”两字形容恽文的风格。恽敬是阳湖派作家中艺术个性表现得最充分的。
阳湖派诸子继承了同乡先贤唐顺之发扬《史记》“奇”的精神，因而笔势矫健，富于力度和变化。恽敬评唐顺之《广右战功序》一文是“直躏子长、孟坚堂奥，而无一语似子长、孟坚，奇作也”（《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三）。陆继辂评唐顺之此文“为明一代奇作”。唐顺之不仅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影响了常州的后人，而且其散文风格也影响了常州的后人，哺育了阳湖派文士。
阳湖派文士重视文采，首先是由于发挥了《易》教精神，情文相生，文采斐然，说经之文也注重设色用喻。张惠言是著名《易》学专家，他的说经之文就极具文采。恽敬评论他的《易义别录序》说：“此文以五喻成章，于无可设色用意中为此，遂使叙经之文而兴味洒然。”（《茗柯文二编》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