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成为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先声之作 。作者是史学家黄现璠。 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1937年2月再版。此书成为大部分研究唐史的专家学者的必读参考资料。主要源于该书有关唐代社会的资料非常丰富和黄现璠教授“史眼向下”，以研究下层劳动阶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生活史来与记述传统帝王将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旧史学彻底告别，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首肯 。有关此书的创作背景、学人的评价、作者的史观和它产生的影响 , 以下摘录一文,供参考了解 :
" .......黄现璠开始了着手“社会史”研究新课题的开掘，尝试突破以往王朝兴替政治史的话语体系。他首先将当时仍“无人问律”的下层劳动阶级作为了开风气之先的研究新课题，相继发表了《元代之农民生活》、《元代之奴隶生活》（两文分别刊于1932年4、5月《社会杂志》第一、二期）、《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第十三期，1934年8月）、《元代被压迫阶级之汉南人》等文；同时译有《元代农民之生活》（日文版，北平蓓蕾学社，1934年1月初版）一册,........正如中国唐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指出：“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上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年）、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年）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①。”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胡戟等教授同样指出：“如果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为界，回顾人们对唐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大致可以发现有许多含糊混淆的问题，例如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实际上是把社会史等同于社会发展史、社会形态史。其后，一些学者则把‘社会史’研究理解为民间风俗史、民族生活史，还有学者将政治、经济等制度统统纳入社会史的范围，内容非常广泛。例如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第一章为阶级，第二章为风俗，第三章为借贷，第四章为交通。其中‘阶级’介绍了贱民、娼妓、劳动者、贵族、坐食者等不同阶层。‘风俗’介绍了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显然是社会史的范围②。”黄现璠“史眼向下”，以研究下层劳动阶级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生活史来与记述传统帝王将相政治史的“史眼向上”旧史学彻底告别，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首肯：《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成为当时“新史学”于社会生活和社会构造研究实践课题的先声之作，与陈寅恪稍后所著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称为唐史研究双璧，充分体现出黄现璠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他所开拓的“史眼向下”的中国下层劳动阶级新课题研究，不仅走在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最前列，而且参照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和马克·布洛克（1886～1944）等人开创的“自下而上史学”（又称“年鉴新史学”或“社会整体史”）研究的真正实践成果而言，便可一目了然：黄现璠“史眼向下新史学”的研究实践成果，同样走在了20世纪世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前列。不仅如此，《唐代社会概略》对唐代社会制度的局部性新探索，曾给予了海内外治史者不同程度的启发。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明确指出：“如前所述，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一点，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种方法为许多学者局部运用，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 ③。”中国台湾原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教授（兼北京大学、北师大客座教授）同样指出：“三十年代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首例〈阶级〉一章，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指僧侣）等阶级。其后如此讨论中国社会中之身分等级者极多……④。”同时，黄现璠师开拓的“唐代转运使”新课题研究，同样走在了“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前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胡戟等教授说：现代“关于转运使的研究较多，最早涉及这一问题的是黄现璠，他在《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进展月刊》2:12，1933）一文中，对唐代的转运使进行了初步研究，并讨论了其与发运使的区别⑤。” 回顾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社会史”研究以及“社会史大论战”在建设和实践“新史学”方面的成果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主线，一为突破旧史学一贯“史眼向上”的旧传统，二为“社会变迁”。当时部分史学家们虽然开始逐步转向以民众生活为主要内容之一的“社会史”研究，但“史眼向下”转向“下层劳动阶级”的“新史学”建设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始于黄现璠之论文著作，这从史料上斑斑可考。当时问世的一些讲民族，谈民史，话婚姻，言社会变动和制度的“社会史”研究论著，虽然大多可视为被社会史改造了的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民俗史，然而归根究底，还不能算是名符其实“史眼向下”的“狭义社会史”。一些史学家的观念认识和实践似乎“史眼向下”，而笔调依然不自觉地带着一定程度“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何以黄现璠能做到新史学“史眼向下”的真正实践与建设？关键是他来自下层劳动阶级，原为地地道道一贫如洗的农民的后代，以致在认识嬗变和观念转化的实践过程中没有多大阻力。当然，黄现璠于唐、元两代取得的“社会史”开拓创新研究成果，无疑又与他从学时代时常和师友陶希圣教授相互讨论切磋学问关系密切。正如陶希圣于《唐代社会概略》一书“序”中所言：“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者黄现璠先生。从那年起，黄先生于读书时，把唐代社会史辑录下来。他从史学系毕业后，继续在师大研究院用功，这种工作仍然不断⑥。”由陶希圣“序”中所言可以再次看见：黄现璠深为唐代贱民和元代农民惨遭压迫的处境深感同情而予以记述的契机，同样非“主题先行”或“先入为主”的动机，而是他熟读史籍后共感共鸣产生的深研动力使然。既便他出生贫农，感情上趋向于深受压迫的下层劳动阶级，但11年的史学专业训练，使得他在叙述考证中依然能保持立场中立，严格遵守着“求实求真”原则，从而使得《唐代社会概略》一书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共感共相的历史理解和意义以及主客两元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科学处理等等。至于黄现璠“史眼向下新史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所表现出来的研究者主体对研究对象客体的“了解之同情”、主客两体融通合二为一所达到的至高历史哲理以及他对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辩证统一的深刻内在理解............。"(摘自陈吉生撰《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笫一期,80页一104页)
注：
①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2期。
② 胡戟、张弓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7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③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三），载《音乐研究》第18～29页，2004年第1期。
④龚鹏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阶层》，载台湾《淡江人文社会学刊50周年校庆特刊》第271～307页，2000年10月。
⑤同注② 第97页。
⑥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陶希圣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再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