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期，晋、楚两国为争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进行的战争。
楚国、晋国分别位于中原地区南北，各自侧后均有一些较为落后的部族和小国，具有广阔的开拓地域。楚国在西周时已扩展至越章(大别山南、长江以北地区)及鄂(今湖北鄂城)。鄂位于长江中游，铜矿资源丰富，是楚国东方战略要地和重要的兵工基地。春秋初期的楚国，实力不断增强，楚君熊通自尊为王(楚庄王)。至成王时(公元前671—前626年)，国都由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迁郢(今湖北江陵，一说在今湖北宜城东南)，已占有江汉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区，吞并了权、罗、卢、占、邓、申、息等小国。当楚国北向中原扩展时，受到中原霸主齐桓公之遏制。因双方均无必胜把握，遂订立召陵之盟，各自退兵。楚北上受阻，遂转向东方，相继吞并了弦、黄、英等小国。齐桓公死后，齐霸业衰落。楚再度向中原扩展势力。此时，宋襄公亦企图继齐称霸，但在泓(今河南拓城西北)被楚击败(参见泓水之战)。于是，中原各国相继附楚。未屈从者，仅东方之齐、西方之秦及北方之晋。晋国位于今山西南部，春秋初期因公族内争，发展不大。至曲沃武公时统一全晋。其子献公继位后，扩一军为二军，开始向外扩展，先后击灭、征服霍、魏、耿、虢、虞等小国，成为北方强国。晋文公执政后，扩二军为三军，并因平王子带之乱有功，获得黄河北岸战略要地南阳(今河南沁阳以南温县、孟县地区)，建立了晋南下扩张的基地。
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宋。晋文公于次年率军援宋，在城濮之战中击败楚军，遏止了楚军北进势头，并使部分小国叛楚附晋。晋文公被周王封为侯伯，成为中原霸主(参见晋文公图霸中原之战)。楚虽在城濮之战中严重受挫，但其元气未伤，实力犹存，仍为南方霸主。二十五年，晋在崤山(今河南陕县东南)设伏，全歼越晋境灭滑回国的秦军(参见崤之战)，导致秦、晋联盟破裂。楚乘机与秦结盟，在秦支持下击灭庸国，慑服百濮，巩固了其左翼；同时乘晋忙于对秦作战，无力南顾之机，东向击灭江、六、蓼及舒蓼等各国，“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韩非子·有度)，并与吴、越结盟，巩固了其右翼。此后，楚再向中原扩展势力，相继进攻宋、郑、陈等国。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围郑，晋来援，双方大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楚军获胜(参见邲之战)。此战，晋虽未受到严重削弱，但因连年与秦作战，其北部又不断遭受狄族袭扰，致使其在以后相当时期内无力控制中原各国。于是，楚又在与晋的较量中略占上风。晋为解除后顾之忧，邺之战后，东进击灭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诸狄，将疆土扩展至太行山以东黄河北岸，并以武力迫使齐国结盟，巩固了其左翼。同时，晋采取联吴制楚战略，派申公巫臣至吴通好，并传授其车战战法，怂恿其攻楚。周简王八年(前578年)，晋集中兵力，并联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攻秦，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使秦暂时无力东进。十一年，晋军攻郑时与援郑楚军遭遇，在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重创楚军(参见鄢陵之战)，从而又占据了中原争霸战争中的优势地位。鄢陵之战后，晋国发生权力之争，内耗严重，国力急剧下降。经晋悼公整治，有所好转，但与楚相比，优势并不十分明显。晋针对楚距中原较远之弱点，实施“三驾”(三次起兵)战法，即采用将晋四军编为三个作战单元，轮流与楚周旋的疲敌战术，企图以此拖垮楚军，不战而胜。周灵王九年至十年(前563—前562年)，晋三次攻郑。第一、二次俟楚军来援时撤回。第三次楚未来援。郑遂与晋结盟，并在较长时间内未再叛晋。此时，晋、楚均已认识到，双方力量均衡，不可能以武力独霸中原。此后十数年间，晋、楚均很少再向中原用兵。楚联秦制晋及晋联吴制楚战略的实施，使晋、楚均处于两面作战的状态。作战重心亦逐渐转移至秦、晋和吴、楚之间。晋、楚两国急于摆脱两面受敌之不利处境，至二十六年(前546年)，在向戌的倡导下，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之会”。双方订立盟约规定，除秦、齐两大国外，原依附于晋、楚两强任何一方之小国皆应向另一方朝聘。即中原各国要接受晋、楚两国共同控制。这样，晋楚争霸战争，遂以两强并霸中原而告终。
点评：晋楚战争，受西周“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及“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等军事思想的影响，在战争指导上，对实力雄厚之大国，实施有限目标作战；对中等国家，只欲征服，不求消灭；对弱小无助之国，则力求兼并以增强自身实力。致使晋楚争霸均不以寻求对方主力进行决战为手段，而是不断向中间各国进攻。即使两强正面相遇，也尽量避免交战。双方发生直接冲突时亦很少全力以赴。中间各国则采取“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左传·文公十七年》)的方针，楚来附楚，晋来附晋；而在与—方结盟时，又不忘暗中通好于另一方。终致晋、楚均未能独自控制中原各国。此战，晋、楚两国力避两面作战并努力置敌于两面受敌的战略指导，对后世军事学术具有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