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四年三月，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因为，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的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 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以吕夷简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看过雍正王朝的都知道皇帝对大臣结为朋党是很有戒心的。雍正是这样，宋仁宗也不例外。所以，就像秦桧的莫须有为高宗杀岳飞提供了借口一样。吕夷简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所以，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谁也阻挠不了的。那么皇帝为什么不要反对并自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很简单，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理由一样，为了自己的家天下。 当然，很明显的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们的压力废止了新政，毋庸置疑这是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
关斑竹提及仁宗下诏取消新政是对下猛药进行改革产生了怀疑，其实，仁宗这样做是必然的，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庆历新政失败是必然的，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