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生于北京。1955年，接受其外公、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的指点，入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学习藏语文，1959年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在改名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是我国知名的藏族史专家，毕生从事藏族历史研究，为我国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里仅就我个人管见所及，谈谈黄颢先生在藏学研究中的部分成就，与读者共享，并纪念这位勤恳朴实的学者。
黄颢先生在藏学研究领域的建树，我个人体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藏族历史研究。黄颢先生研究藏族历史是从藏语文入手的，他十分重视原始典籍的发掘和运用，因此，许多成果都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早期主要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集体项目《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的编撰工作，他本人负责吐蕃和史前藏族历史部分。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代表了当时西藏历史研究的水平。他还协助牙含章先生修改其《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班禅喇嘛传》(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两部专著。黄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有50余篇，内容涉及西藏政治史(黄颢、杨诚《略述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5月24日；《元朝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史实》，《中国西藏》1990年第1期)、藏族社会史(《论吐蕃奴隶制及其演变》，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西藏经济史(《元初对西藏人口等的普查及其经济意义》，《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藏族文化史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汉藏文化交流》，《藏族研究文集》第3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8月；《唐代汉地医学对藏族医学的影响》，《民族研究》1980年第5期；《吐蕃文化述略》和《论宋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分别刊载于《藏学研究论丛》第3辑和第5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1993年11月)、藏族宗教史(《活佛转世》，与蔡志纯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9月；《北京法海寺藏族助缘僧人考》，《拉萨藏学讨论会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等)、高原民族史(《夏尔巴人族源试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与周伟洲先生合著《白兰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2期；《藏文史书中的弭药》，《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和西藏当代史(与刘洪记合著《西藏五十年--历史卷》，民族出版社2001年5月)等等。其中，政治史，特别是西藏与内地关系史，以及西藏宗教文化史的研究占有突出的位置。他对吐蕃文化与内地文化关系的研究，在当时处于学术前沿水平。他对元朝在西藏人口普查的经济意义的研究，对夏尔巴人源流的研究等，都是从藏文文献的翻译和广泛应用入手(前者翻译利用《汉藏史集》等资料，后者利用《夏尔巴人世系史》)，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结论，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他与蔡志纯先生合著的《活佛转世》一书，则比较简明而系统地介绍了活佛的由来、转世的过程、程序、方式，活佛在寺庙中接受教育、日常生活、地位等级、世系传承、权力执掌，以及接受中央政府赐封等问题，此外还对活佛转世的纷争、圆寂活佛的丧葬仪轨等作了交代，有助于读者了解藏传佛教神秘的活佛转世问题。
通过对吐蕃历史的研究，他认为，昌都卡若遗址发掘出的新、旧石器时代的众多文物表明，藏族的先民不仅与汉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周边青海、新疆的少数民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藏民族文化深受内地汉族文化影响。唐朝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与吐蕃国王松赞干布、赤德祖赞通婚以来，西藏与内地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文成公主入藏时，唐太宗以释迦牟尼像、经书、经典360卷作为嫁妆，同时还赠送了大批丝绸、农作物种子、宝器。此外，文成公主还带去了能治疗400多种疾病的医方100多种、四部医学论著和各种医疗器械。从唐朝引进的酿酒、碾磨、纸墨等先进的生产技术，直接促进了西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内，供奉有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觉卧佛像。唐朝开元年间，西藏也曾将一座象征"幸福之源"的"度母像"送到长安，安放在广化寺。这些都是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最后，他得出结论：藏族文化历史悠久，其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中华文化母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同它的历史割裂开，孤立地存在，愈是悠久的、灿烂的文化，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的能力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