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共和国是1933年闽变时由陈铭枢、李济深等人及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的政府名称。中华共和国于1933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至1934年1月13日中央军进入福州，只维持了五十多天。
成立经过参看：闽变
1933年11月20日，闽变正式爆发，在福州的“生产人民党”及“第三党”举行“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黄琪翔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并宣布最高权力机构为农工商学兵代表大会。该政府的宗旨是抗日反蒋。
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成立，以李济深为政府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长，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任何公政为福建省长。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更改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同时废止中国国民党。闽变成立的中华共和国，未能得到中国国民党内其他势力的支持，亦得不到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并指“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取第三条路者，必然失败”。最后中华共和国在蒋介石大军压境和金钱收买的双重压力下分化瓦解，高级将领纷纷投降，首脑人物被迫出走香港，该政权由成立至解散只有五十多天。
背景
1932年中日之间爆发淞沪战争，广东背景的蒋光鼐、蔡廷锴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和日军发生激烈交锋，当时中日矛盾急剧升级，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十九路军在主战派眼中成为抗日的表率。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蒋中正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帮助剿灭闽西一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武装。由于十九路军并非蒋中正的嫡系部队，因而此举在一些人看来是蒋打击中共武装，顺便削弱十九路军的策略。1932年6月，十九路军进入福建，蒋光鼐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继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福建行政基本被十九路军控制。
与十九路军关系密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成员也被蔡廷锴等人引入福建各政府机关工作。但十九路军在剿共战争中遭遇共军部队的顽强抵抗，起先一度占据优势，占领了一些中共政权的土地，但随后又被彭德怀部队击败，战况不尽人意，多有伤亡，也使得蒋中正不断施压，并指责十九路军剿共不力。十九路军将领对此颇多怨言，与蒋中正的隔阂日深，并开始暗地联合两广反对蒋中正，后来则又秘密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协商停火事宜[1][2][3]。
1932年蔡廷锴在上海火车站即将前往福建1933年5月，受蒋中正排挤而旅欧考察的陈铭枢从欧洲先回到香港，与李济深商议联合闽粤桂反蒋，得到福建方面的认可，于是陈铭枢赴福州同蒋光鼐、蔡廷锴、邓喜增等秘密商议反蒋事宜，定下上中下三策，即上策联手粤、桂方面倒蒋；中策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先占领广东，再反蒋起事；下策则是联合红军。由于联桂联粤都没有取得实质成功，福建的十九路军方面只好决定联共，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偕陈公培赴中华苏维埃政府首都瑞金，与中共代表潘健行于10月26日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蒋中正得悉福建局势异动后曾委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往说服陈铭枢停止其所为，但被陈铭枢拒绝。11月17日，蒋中正又发专函专机请蔡廷锴到南昌详谈，但蔡廷锴扣留专机，拒绝前往南昌，这等于将其意图公开化，于是陈铭枢、李济深等与蔡廷锴及其他十九路军高级将领于11月18日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反蒋起事，会上商讨了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国号，另订国旗；脱离国民党，另组生产人民党等事项。会议间，蒋光鼐曾对废除中华民国国号、11月20日仓促起事等提议表示谨慎反对，但由于陈铭枢的极力坚持，会议最终通过前述的提案，决定于1933年11月20日发难[1][2]。
成立1933年11月20日，闽变正式爆发。福州全城几乎万人空巷，街道各商店均因与会停业闭门，各处墙壁上遍贴“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打倒国民党”、“打倒蓝衣社”、“实行工农解放”等种种标语。上午9时40分左右，“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城南公共体育场（南校场，即今天的五一广场）正式召开，四架飞机低空盘旋于广场上空[4]。福州公安局长丘国珍宣布大会开幕，大会主席团主席为第三党中央的黄琪翔，参加者包括了福建省政府机关、体、学生、农民和十九路军驻福州部队、各省市和华侨等各界代表，与会人数达到十万人。其中各省代表来自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河北、北平、四川、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西康、云南、贵州、黑龙江、吉林、辽宁、察绥等24个省市，萨镇冰也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各代表相继作了限时十分钟的简短而激昂的演说，主旨在于反对蒋介石与国民党、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工农解放。演说完毕后，提出议案，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大会定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黄五角星，全场民众一致举手通过，国旗便立即升于广场旗杆之上[4]。晚上8点，大会决议正式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琛、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徐谦、方振武、李章达、何公敢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并宣布最高权力机构为农工商学兵代表大会[2][3]。
11月22日上午9时，“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并在福建省政府礼堂举行主席和委员就职典礼，以李济深为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长，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何公敢为福建省长，黄琪翔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兼参谋团主任，19路军改组为人民革命军，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改年号为“中华共和国”，以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青天白日红旗，更改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红色代表工人、蓝色代表农民、黄色代表正大光明、五角星则代表生产人民的大联合[5]，当日福州市内街道商店民居等遍挂中华共和国国旗。同时李济深、陈铭枢、蔡廷揩、蒋光鼐、李章达等联名脱离中国国民党。随后，黄琪翔等宣布解散第三党、组建生产人民党，由陈铭枢任生产人民党总书记，十九路军中高级军官集体加人了该党，使该党控制了中华共和国政府实权。后来又将中华共和国分为二市四省，即福州市、厦门市、闽海省、兴泉省、延建省、龙汀省[2][3]。
中华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土改方面推行土地国有和耕者有其田、计口授田的非暴力的土地政策，试图改变农民的生存状态，减轻农村的贫困与不安定的状态。但由于军费开支激增，新政府开始用提高税收的方式缓解财政压力，引发商界和许多居民的不满[6][7]。
闽变成立的中华共和国引发国民党中央的强烈反应，南京方面严厉谴责新政权为投共叛国，并永久开除多名中华共和国政府高级官员的国民党党籍，由蒋中正组织军事力量准备对其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各省实权人物或持观望态度，或持谴责态度，没有人实际支持中华共和国。中国共产党方面由于博古等左倾派系人物的意见占优，也没有同中华共和国真诚合作，中共中央后来甚至发表声明，指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并指“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取第三条路者，必然失败”。部分华侨同情新政府，但也有华侨严重反对甚至威胁断绝与福建的经济往来。国际方面也多持不干涉的态度。
军事行动蒋中正在检阅赴福建镇压中华共和国政权的部队福建事变第二日，蒋中正就开始组织军事行动准备镇压。他任“讨逆军”总司令，迅速从围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11月底，南京国民政府空军开始空袭福建。12月，由蒋鼎文率第2路军、张治中率第4路军、卫立煌率第5路军，共约15万人，从赣东、浙南分三路入闽，计划对延平、古田等地形成包围态势；海军方面，由李文斌率领舰队由海上封锁福州、厦门；空军方面则派飞机集中于于浙南、闽北进行侦察、轰炸，以配合陆军。蒋中正则进入闽北，亲临建瓯指挥军事行动。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曾建议红军乘此时机主动出击，打乱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部署，粉碎围剿，但被中共中央军委的博古、李德等斥为冒险主义而驳回[2]。
12月中旬，中华共和国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蔡廷锴主张先消灭闽北刘和鼎的杂牌部队，在分头应计西面和北面的国军；蒋光鼐则建议从闽东乘虚进攻浙东，或主力撤往闽西南，背靠中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坚守战。但中华共和国的文官首脑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竭力主张力保首都福州，以免首都失陷动摇军心。蔡廷锴、蒋光鼐只得服从，将原驻扎闽西、闽北的部队撤往福州方向，由第五军守卫福建外围重镇古田、延平、水口，以保福州外围；第一、二、三军分别驻防福州的西部、西北、北部，并抽调部分兵力分守马尾和沿海。第四军则作为总预备队。这一策略放弃了闽西、闽北，使得中华共和国大片领土不战而失，且中华苏维埃政权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将主力从东线调至西线，使得国民革命军顺利通过原本由红军占据的闽北一带，南京国民政府三路大军以“品”字形向古田、延平、水口推进[2]。
1934年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到达古田和延平，并同中华共和国守军发生战斗，战至1月5日，双方呈胶着状况。此时，陈铭枢、李济深又在蔡廷锴不在的情况下改变部署，将主力调往古田、延平、水口固守，蔡廷锴得知以后不得不从命，派第一军与第二军的一部开赴古田，第二军与第三军一部进发延平，第四军作为后备随总指挥部前往白沙镇。此时前线战局突变，延平主阵地九峰山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第五军司徒非师遭到国民革命军空军和炮兵的猛烈轰炸，工事几乎全毁，伤亡惨重，最终在1月8日18时投降，国军遂占领延平。镇守水口的第五军军长谭启秀率两个团背水迎战蒋鼎文的第三路军，经过一昼夜激战终于在1月7日失守，谭启秀乘木筏逃出。1月9日，蔡廷锴在福州力排陈铭枢等人死守福州的方案，率领主力南撤，蒋中正随即下令猛攻古田，1月11日，古田的第五军赵一肩的第十五师随即被张治中劝降，国军占领古田，通往首都福州的大门洞开[2]。
中华共和国的终结1月13日，中华共和国政府首脑人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乘飞机离开首都福州先到泉州，中华共和国实际上宣告结束。1月15日早晨，蔡廷锴率最后一批军队离开福州，此时福州城中尚有“欢送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虽败犹荣”的送别标语。1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占领福州[2]。
南撤的中华共和国军队主力于13日抢渡乌龙江，15日全军过江。原本蒋中正派中华民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海军对中华共和国的渡江部队进行拦截，但当时留在福州、倾向于中华共和国一方的海军元老萨镇冰凭借其在海军界的声望和人际关系，劝陈绍宽暗中留情，于是陈绍宽部的海军在闽江仅仅向天鸣炮而佯装进攻，给19路军足够时间渡江逃逸。19路军主力南下后，留守仙游的19军第3师迎击自永泰进逼的国军第83师，保障主力顺利南撤，而19路军第49师又在莆田北面阻击了尾追的国军第36师。1月19日，双方在惠安涂岭发生激战，至1月20日，中华共和国军队迂回到沿海，当夜全部通过涂岭，21日进入晋江以南地区。21日，第二军军长毛维寿与第一军军长沈光汉还有区寿年、张炎等将领联名通电投降南京政府，此前，厦门的黄强已宣布投降。蔡廷锴等只好决定从漳州向闽西方向撤退，1月中旬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何公敢、徐名鸿等中华共和国高级官员相继到达龙岩，此时他们只有残军4000多人。最终，蔡廷锴接受了余部被广东陈济棠收编的提议，而自己同李济深等逃往香港[8]。
中华共和国政府政府主席为李济深，执政党为生产人民党，政府委员有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一共11人。政府委员中，余心清为冯玉祥的代表，而方振武因未到，其位置后改由戴戟担任。中华共和国政府下设3会、4部、1院，即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外交部、内政部、农工部、财政部，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李济深兼任, 文化委员会主席由陈铭枢兼任, 经济委员会主席由余心清代理冯玉祥担任, 外交部长由陈友仁兼任,财政部长由蒋光鼐兼任, 高等法院院长为徐谦（不久由林植夫接任）。另外，李章达任国家保卫局局长, 彭泽湘任政府秘书长[2]。
在各级政府的组织上，中华共和国所制定的政策为先由中央政府派遣正副省长、县长，等乡、区、县级选举完成后，再将省、县行政移交给民选政府。具体选举办法是先以乡为单位召开全乡劳动人民大会，选出乡人民政府委员，再以同样办法选举区人民政府委员，最后以同样步骤选举县级委员，再将政权移交给县级委员。这一办法实际上在之前已经由福建省政府的闽西善后委员会在福建西部试行了。
政党生产人民党
在中华共和国的筹备时期，参与者所属的党派多为第三党、国民党、改造社和神州国光社等。中华共和国成立后，在19路军将领的要求下，新组建了生产人民党，发起人包括陈友仁、李章达、蔡廷锴、胡秋原、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27人，并颁布了《生产党党纲草案》一共13章87条，党主席为陈铭枢，原国民党党员和第三党党员集体加入生产人民党，而第三党则宣告解散。当时张学良曾从欧洲发电报表示支持，还有部分海外华侨到福建加入了该党。政党名称中的“生产人民”字眼就在强调生产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维护生产人民的平等权利、保障生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政治上，生产人民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真正独立自由，斥责蒋中正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为反动势力、主张积极抗日，消灭军阀和封建制度，保障各民族和各阶层平等，取消党治、还政于民，维护工农利益等等。中华共和国覆灭后，生产人民党转移至香港，后来自行解体[9][10]。
疆域和行政区划中华共和国地图，1933年在1933年12月1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陈铬枢提出划分福建为四省、两个特别市的审查案，划分原则为按天然界限划分、不违背地理。四省初定为闽海省、闽上省、泉海省、龙漳省，后又做了改动。到了12月13日，人民政府第12次会议的议决案第五项、第六项正式划分命名四省，并公布正副省长名单和辖属县份。四省和两个特别市的划分和辖县如下：
●福州特别市。
●厦门特别市。
●闽海省，省会闽侯，省长何公敢、副省长阮淑清，管辖15县：闽侯、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闽清、屏南、永泰、平潭、霞浦、福鼎、福安、宁德、寿宁。
●延建省，省会延平（今南平），省长萨镇冰、副省长郭冠杰，管辖16县：南平、沙县、将乐、顺昌、永安、尤溪、建瓯、建阳、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泽、泰宁、建宁。
●兴泉省，省会晋江（今泉州），省长戴戟、副省长陈公培，管辖12县：莆田、仙游、晋江、南安、安溪、惠安、同安、金门、永春、德化、大田、思明。
●龙汀省，省会龙溪（今漳州）省长许友超、副省长徐名鸿，管辖21县：龙溪、漳浦、海澄、南靖、长泰、平和、诏安、云霄、东山、华安、龙岩、漳平、宁洋、永定、上杭、武平、连城、清流、明溪、宁化、长汀[5]。
虽然名义上中华共和国疆域包括64个县，但实际上西部的光泽、泰宁、建宁、宁化、清流、长汀、连城、上杭、武平、永定等县被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占领和控制。中华共和国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两个政权就边界问题曾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11]。
人口根据1933年的人口统计，中华共和国领土内（即福建）总人口为1085.32万，其中包括了西部和北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际占领地区的人口。全国人口的男女性别比达到120以上。国内人口以汉族为主，最主要的少数民族为畲族，此外还有苗族、回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汉族人口主要由说闽语的闽民系和说客语的客家民系组成，而闽民系又可下分为闽南民系、福州民系、兴化民系、闽北民系等分支[12]。
海外人口方面，中华共和国的海外侨民主要分布于东南亚和东亚的暹罗、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安南、缅甸、菲律宾、北婆罗洲、日本等地。1933年，有62861人出国前往海外，有85450人回国；1934年，有90628人出国赴海外，71619回国，人口呈流出趋势。出国和归国主要通过厦门和福州两个口岸。
地理中华共和国统治福建，位于中国东南部，其东面和东南面分别为东海和台湾海峡，西和西北邻江西、东北邻浙江、西南邻广东，面积约12.14万平方公里，1933年人口为1085.32万。中华共和国土地跨越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山地丘陵面积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90%，地势自西北向东南沿海下降，主要山脉有西部南北走向的武夷山脉，长约530公里；中部有鹫峰山、戴云山、博平岭等山脉。主要平原有漳州平原、福州平原、泉州平原和兴化平原，都是沿海小平原，属冲积海积平原。中华共和国的海岸线曲折，有众多岛屿和港湾，最大岛屿为海坛岛。境内水力资源丰富，最大河流为闽江，其他重要河流还有九龙江、晋江、木兰溪等。
军事福建事变中的19路军，后来作为中华共和国的人民革命军中华共和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人民革命军。人民革命军的陆军共有5个军，10个师，33个团，乃是由19路军的5个师10个旅改编而来，1933年12月又新组建1个军2个师，并收编了卢兴邦的部队为新二军；人民革命军空军有2个大队；此外还有海军陆战队2个旅、特务团、人民自卫团等武装，总兵力约7万人，归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指挥，19路军番号仍保留，蔡廷锴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19路军总指挥。第一军先驻沙县，军长为沈光汉，统辖第一师刘占雄，六十师邓志才；第二军驻泉州，军长毛维寿，统辖第二师庞成，六十一师梁世骥；第三军驻福州、莆田，军长区寿年，统辖第三师张君嵩，第七十八师云应霖；第四军驻龙岩，军长张炎，统辖第四师谢琼生，第四十九师阮宝洪；第五军驻古田、水口、延平一线，军长谭启秀，统辖第五师司徒非，第七师赵一肩；第六军驻安溪，军长翁照垣，统辖第六师洪文德，第八师余承尧；此外特种部队驻扎厦门；还有卢兴邦的新二军驻尤溪[2][6]。另有其他独立单位如下：第一独立旅陈济，第一独立团聂进龙，第二独立团马鸿兴，陆战队第一旅杨廷英和第二旅林秉周则由总部直辖。
[编辑] 经济
中华共和国的经济以农副业、小手工业等为重要支柱，茶叶、造纸、糖业、烟草、陶瓷、水果种植等行业占有重要地位，工业从业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5%左右。原来福建的罂粟产量很大，但因19路军禁止罂粟种植，中华共和国内栽培罂粟的土地被用于田地，不过这也使政府财政收入大减。由于民国以来福建经济大幅衰退、贸易量急剧下降，加之政局频繁动荡、匪患严重，都使得福建大部分地区陷入贫困之中，因而中华共和国的经济基础也十分薄弱。中华共和国成立后，推行土地改革，试图均分土地给农民，并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推行现代工业建设。但因国家的军费开支骤然膨胀，而原来军饷的两个重要来源—南京和广东都因为闽变而切断了对十九路军的经济支持，导致中华共和国政府不得不一方面给军队降薪、另一方面大幅提高税率，这也影响到军队的军心和国内民众的情绪。由于增收多项进口税，由军方接管福建盐运使、厦门运付、福州统税局、福州海关和厦门海关，甚至由人民政府出面向地方借贷以暂时缓解财政危机，福建商人对此颇有不满，有人还造谣中华共和国政府实行共产主义。加之1930年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大幅动荡，这也重创了中华共和国的经济，当时军费开支每月约360万元，而统税收入和收回的海关关余每月还不足200万元，财政部亏空严重[7]。
在闽变前夕的11月18日，19路军就接收了福州中央银行和厦门中央银行，并令其停业，以解决军饷不足的问题。共和国政府成立后，禁止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钞票、航空奖券、公债票、库券等有价证券在中华共和国境内流通，只允许使用中南银行和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华共和国财政部曾计划成立自己的中央银行并发行本国纸币，但因为战争紧迫的关系，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在土地问题上，中华共和国颁布了《人民纲领一最低纲领十八条》，规定一切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实行计口授田，以乡为基本统计单位，按调查所得的人口来分配田地，不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一律都授予耕地。与共产党不同，中华共和国政府极力反对盲目使用暴力的土改方式，认为均分土地就能达成土改效果。此外，政府还以豁免五年土地税和终身使用权为奖赏来鼓励开垦荒地。
外交关系中华共和国外交部长陈友仁中华共和国在国际上是完全孤立的，在它存在的两个多月中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或支持。同时中华民国政府也在外交上施压，要求各国不要对中华共和国政府给予接洽和承认，因而到了1933年的12月3日，各国都表示不会接洽闽政权。但由于其他国家多持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在中华共和国成立后，来自中国以外的压力一直都很小[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采取联共的政策，积极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接洽。早在中华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33年10月26日，日后主导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和福建省政府就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后者的首都江西瑞金秘密签订了《抗日讨蒋协定》，依照条约，双方在保密的前提下实现停火，福建方面对政治犯予以释放并承诺给予革命组织自由活动权利，并着手筹备反对蒋中正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11月27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闽西善后处代表陈小航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张云逸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具体规定》，该条约确定了双方边界的划分和交通、贸易等事项，对中共方面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中共内部对中华共和国的态度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当时掌握领导权的博古等人提出闽政权是非革命的甚至反动的，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终没有对中华共和国政府给予军事上的协助。
日本日本对中华共和国采取不干涉政策，但对这一事件仍十分重视。闽变翌日，日本外交部发表文告表示：日本对于中国内部的纷乱采取一贯之中立政策，对新政权将与中央政府一视同仁；若新政权对日表示好感，则与其建交，若对日敌视或危害日本侨民性命、财产与公私权利，则采取必要手段应付。同时，日本也警告与之争霸的英美等国不要乘闽变之机染指日本在闽的利益。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向日本驻福州总领事致电表示，发生在福建的独立运动如果不排日、不威胁在闽的日侨安全，日本不会对其施加干涉。此外，日本还派遣了6艘驱逐舰到福建沿海观望事态发展。实际上，日本和美国为争夺在福建的影响有着激烈角逐，但日方并不愿因此损害日中和日美关系，因而并未干涉。1934年12月1日，日本公使曾到南京向汪精卫口头表明其不偏袒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华共和国并未实践其政治宣言中所承诺的“反帝”、“反日”的强硬对外政策，福州、厦门等地属于欧美日国家的居留场所和金融机构、学校、医院等设施仍被保留，有学者认为这一措施是因中华共和国政府担心外国干涉所致，甚至认为陈铭枢事先已与日本方面达成谅解。也有史料称日本方面曾指使并接济在厦门的台籍人士李玉树等人纠集“民军”对十九路军进行偷袭，并称蒋中正曾散布日闽结合的谣言。日本军方曾派遣驻台湾的海军司令部大佐级参谋到福州，以予政治军事援助为条件试探中华共和国政要，但陈铭枢拒绝接见日本来使。日本学者吉田庄人认为，在闽变期间蒋介石曾委托台湾的辜显荣与日本政府斡旋，希望日方不要介入，由于辜显荣斡旋成功，辜家在二战结束中华民国收回台湾之后仍能保持其家族的地位。
中华共和国向日本订购的军用飞机，未及交货闽变就失败了闽变时期，中华共和国还曾向日本订购一批军用飞机，型号包括了甲四式、九一式驱逐机、九二式侦察机三种，但由于中华共和国迅速溃败，这些飞机没有来得及交货，后由广西方面接手成交，飞机被送往梧州。
其他国家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出于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考虑，因而支持蒋中正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华共和国不予支持，对11月2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的勿对中华共和国予以接洽或支持的要求，两日后各国使馆回电称“对此表示同情”，并同样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军舰到福建施压。英国《泰晤士报》12月6日发表题为《挑战南京政府》（“Challenge to Nanking”）的评论，指摘中华共和国的首脑们不顾国家福祉发动内战，使农民痛苦，使共产党受益。而苏联政府表示同情中国的内忧外患，对南京国民政府应对福建事变采取的措施保持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媒体中华共和国国内发行了多种报纸和刊物，其中在闽变前和闽变时创刊的报纸有《国光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晚报》、《国光晚报》、《大众晨报》、《人权早报》等报纸和《革命政权》期刊。中华共和国政府的机关报为《人民日报》，系接管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民国日报》而来，创立于1933年11月21日，社址在福州市贡院路，先后由胡秋原和王亚南任社长，该报甚至流通到海外。政府的另一份机关报是《人民晚报》，与1933年11月20日创刊，比《人民日报》早一天，社址在福州东街。《国光日报》则是由19路军在1933年1月28日为纪念一·二八事变一周年创办的，此外还办有《国光晚报》，它们都不是政府的机关报。《革命政权》期刊是由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版，多是宣传政府政策、理论等[5]。
中华共和国成立后接管了福建省政府所有的福州广播电台，将其作为政府电台，每日播音4小时，上午10时至11时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施政报告，下午1时至2时为新闻、广告时段，晚上7时至9时转播中央电台新闻，并播送气象和音乐节目。1934年1月6日，蔡廷锴还通过福州广播电台做新年广播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