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稍加详细一点，我可以作如此阐释：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7] 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被使用，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种面具》中，追究现代性观念起源于基督教的末世教义的世界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675－1075），中世纪（1075－1475），现代时代（1475－1875），后现代时期（1875－至今）。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作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指出：“人的现代观随着信念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此信念由科学促成，它相信知识无限进步、社会和改良无限发展。”
很显然，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正如汪晖所概括的那样：“现代”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中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存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化的、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之中。”
在汤因比视为“现代时期”的后期，以及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的1875年以来的后现代“动乱年代”，正是现代性重新规划社会组织制度、新的法制体系，世俗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的时期。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也正是在以上诸多方面展开的一项强大而长期的社会变革和精神变革。要准确标明现代性起源的年代是困难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分析模式大相径庭，分歧颇大，但大体上倾向于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起源密切相关。
当然，这又面临一个问题，资本主义起源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论述中并不是十分清晰。马克思对这一时间标记也显得比较犹豫，马克思从商品与市场的两极分化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得以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把这个日期定在16世纪，因为当时正值大西洋的远洋航线开通的时候，这使商品、劳动力和更大范围的市场交换和流通成为可能。法国历史学家费．布罗代尔则把“漫长的16世纪”（即1450年起至16世纪）看成资本主义起源的时期，但他甚至把萌芽上溯至12、13世纪 ，他认为那时就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布罗代尔赋予工业革命决定性的作用，并把世界的时间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8世纪前和18世纪后，18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真正诞生的标志。由于资本主义起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就不能把现代性起源与之简单等同起来。现代性的起源应该是一个更广泛更深远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以此看来，把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看成现代性缘起的时期比较合理。
由此看来，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
在人文学科的思想家看来，现代性更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变迁方面。马克斯．韦伯从宗教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分离角度出发来理解现代性。这种分离构成三个自律的范围：科学、道德与艺术。自从18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观中遗留的问题已经被分别纳入不同的知识领域加以处理，它们被分门别类为真理、规范的正义，真实性与美。由此形成了知识问题、公正性与道德问题、以及趣味问题。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先后专门设立。文化每一领域内的问题都成为特殊专家关注的对象，文化的这种职业化趋向使社会的认知体系和实践行为分别形成了三个内在结构：认识－工具结构，道德－实践结构，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结构，每一结构都成为特殊专家的掌控对象。启蒙主义哲学家相信通过科学与艺术，人类对世界、自我、道德、进步、公正性的认识和处理会趋于无限完善的境地。只是20世纪的历史打破了这种理想化的宏伟意图，而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主题。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显然受到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他在讨论现代性的时候经常引证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方案设计也就是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审美的艺术方面规划人类生活。现代性设计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哈贝马斯采用一种批判性的总体性的社会理论，他高度评价早期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批判它在当代社会中的衰落。哈氏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也面临困境，但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要为此负责，它不过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贝马斯担忧对理性的拒斥将会导致理论和政治的危险后果，因而他竭力维护他所说的现代性尚未实现的民主潜力。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认为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后期出现了问题，他为现代性作的辩护就是要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成为哈贝马斯释放现代性潜力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在19世纪，从浪漫主义精神衍生出来的、摆脱了所有特殊历史束缚的激进化的现代意识已经抬头。美学的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波德莱尔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轮廓。这种美学的现代性仅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造成了一种抽象对立，更不用说从现代主义与今天的美学态度之间构成的联系。他说道：“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仍是与首次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那种美学现代性同时代的人”。哈贝马斯因此与后现代主义展开持续的论争。
这些解释只是我的一隅之见，现代性之论争复杂且混乱，我以为要点是：1，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2，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组织机制与效率问题；3，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这条关于现代性的解释来自于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