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为黄现璠先生遗稿，由留日归国学者甘文杰整理。载《广西社会科学》（特稿）第1～12页，（GUANGXI SXIAL SClENCES）2007年第3期。现摘录“编者按”和“引言”供读者了解其意义：
［编者按］构建“中国生活学”是黄现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构想，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仍属首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食衣住行生活后，受当时倡议“史界改革”的新思维意识的影响和“日本生活学”相关方面研究的启示，黄现璠先生对“中国生活学”的研究对象、定义、学科设置以及研究方法或手段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提出了框架构想。黄现璠先生学林耕耘、辛劳艰苦，拳拳之心令人景仰，切切之意发人深思。本刊刊发此文，既是为了让世人了解黄现璠先生的“中国生活学”研究历程与相关成果，又是为了引起学界对构建“中国生活学”的关注、探讨和研究。本刊将为“中国生活学”的研究者提供研究平台。
引言
“为学贵自辟，勿依门户侧”，这是我一生治学信奉的宗旨。感谢历史赋予了我一生多次开拓创新的机遇，今天又能自拓蹊径，尝试百世不见之论，提出构建“中国生活学”的倡议。构建“中国生活学”的设想，可说始于40余年来我断断续续从事中国古代食衣住行生活研究的体会心得。早在1936年，我在撰著《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翌年2月再版）时，已开始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一些探赜索隐，书中专列第二章“风俗”，着重介绍了唐代社会跳舞、化妆、戏剧、体育、婚姻等习俗，略论了唐代“跳舞之服装”和“化妆饰品”，自认为是对唐代食衣住行生活探索的初步尝试。1935～1937年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时，当时我的导师和田清教授（日本学术界公认的日本现代研究中国满蒙史最高权威——整理者按）和加藤繁博士（世界学术界公认的日本东洋史研究权威——整理者按）皆有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论文问世，读后颇受启发，加上又与我原来的“史眼向下”研究方向同符合契，遂开始收集中国食衣住行生活史方面的史料和着手研究。1937年7月，即发表了《中国发装考略》（《经世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论文一篇。归国后这方面的研究持续不断，相继撰述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十余篇论文，大多刊于1941年的《扫荡报》“文史地周刊”版和1943年的《国立中山师范季刊》上。1941年夏，我应聘到广东中山大学任史学教授。当时为取得教授研究经费，我便将上述论文补充修改后汇集成一册，报送教育部，获得半年研究经费，进而不断修改补充成初稿一卷，起名《中国饮食起居礼节史》。1947年我将初稿寄送上海正中书局（即正中书局上海分局），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我得到正中书局预支的稿费法币2000万元（约60%）。1949年5月因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解散，出版受挫。经逐年增补，1956年撰成书稿两卷，我又寄送北京人民出版社，该社审读一年，于翌年7月我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时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我得到人民出版社预支的稿费700元。不料，同年底，我被错划为全国96名“极右分子”之一，出版再次受挫，预支稿费全额退回。多事之世，祸不单行，学林耕耘辛劳艰苦，盖可睹矣。纵使政治原因导致初稿出版两次受挫，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乃学者本色，我心不死又恐荒学殖，依然一如既往地埋头深研，不时增补，终成初稿三卷，蔚为巨帙，改名《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1980年8月，我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北京人民出版社得知我右派冤案平反，为信誉计，特派人到北京饭店与我洽谈，希望善始善终，履行当年所签出版合同，我听后十分欣慰，当即表示乐于合作。会议结束我返桂后即开始着手修改初稿自序，补充考古新发现史料图片，计划明年底完成初稿三卷图片、史料补充和注释引文初核，再交北京人民出版社审定（最终作者整理尚未完成即于1982年病逝——整理者按）。
为便于研究，学者们过去（笔者同样不例外）多将中国食衣住行生活史“支离破碎”（或断代或分离）后进行探究，这有助于学术研究的点滴累积，解明一些具体问题。50年代沈从文先生来桂时曾对我说：周恩来命文化部委托他写一部中国社会生活史方面的著作，他正在着手收集资料，计划写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笔者听后颇受刺激 ，周恩来曾鼓励我写“壮族历史”，现在又鼓励沈从文先生写社会生活史论著，反映出 “反右运动”前周恩来总理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十分关心。这年头文学家都开始敢写专业化历史著作了，“文史”还未分家，精神可敬，勇气可嘉，我辈岂能落后于人，于是，我便对他说了自己的有关“食衣住行”的研究计划，他听后说：“您是历史专家，具有历史感和能力研究大学门，我只是专重出土文物的服装研究，不做服装演变的论述，没有饮食起居史的介绍。”我听后舒了一口气，自己的研究课题尚未落于人后。于是，赶紧继续埋头苦干，孜孜兀兀，殚研往籍，冥思孤虑，终于领悟：“食衣住行生活”实为一门综合性的“生活学”，便将原来对“食衣住行生活”的分离研究归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的整体研究。
从《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的研究缘起以及初稿三卷的形成过程中，便可一目了然：我倡议构建“中国生活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异想天开的奇谈怪论或“标新立异”，而是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食衣住行生活后深思熟虑的结果以及改革开放新时代下倡议“史界改革”的新思维意识所致。当然，70年代初经日本友人寄给我的一 些资料中得知“日本生活学会”的创立以及《生活学》杂志书籍的相继出版，这对我倡议构建“中国生活学”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