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含山县城西侧一座青青竹林的簇拥下，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亭庄严耸立。碑亭翘檐飞动，石碑矗立无语，竹叶青青，在微风中飒飒有声，似乎在向人们深情地诉说碑亭主人平凡而又伟大的故事。
碑亭的主人陈默君，原名金隆芳，号子美，别名斯理。1922年出生于安徽含山县褒山乡大南村。1942年5月，时任晋冀豫边区政府文联负责人的陈默君，在反击日伪军大扫荡中于太行山区辽县（今山西省左权县）麻田壮烈殉国，年仅30岁。
陈默君幼年时代，十分聪明好学。1929年，他以优异成绩从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安庆一中前身）。在这里，陈默君一方面刻苦学习文化，一方面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对进步书刊产生了广泛的兴趣，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陈默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为了斗争的需要，党组织派陈默君去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用号名金子美，从事中共秘密活动。
结束大学生活以后，陈默君被派到上海杜美路惠平中学任教，并以此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他时常将一些观点进步的文章有步骤地介绍给学生们，特别是对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大加推崇，并从分析鲁迅、茅盾等人作品入手，系统介绍唯物史观和马列主义。
1935年，陈默君离开了惠平中学，执教于上海华美女中，并参加安徽同乡会。那时，国民党一方面对上海进步文化界实行镇压，另一方面派一些爪牙渗入一些社会团体，目的是排除异己、同化组织、为国民党服务。当时，安徽同乡会中的CC分子樊振邦一伙人，在上海大肆活动，到处拉帮结派，并以改选理事之名，企图塞进CC分子。为了与国民党CC派争夺同乡会这块阵地，陈默君决定将计就计，打进理事会，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同乡会中的力量。他和同乡好友刘正文（曾任政协安徽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进行商讨，四处奔走，联络安徽在沪的一些大学的同学，争取选票，并对一些有思想顾虑的同乡进行细致的工作。结果，新选举的同乡理事会中，陈默君、刘正文双双获选，CC分子樊振邦怨恨不已，但也无可奈何。
1936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陈默君和吴莆生（后改名吴新稼，曾任国家体委教育司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长）筹办余日章第三小学。陈默君任校长，改名叫金斯理。吴莆生是该校中共支部书记，与陈默君单独联系。教员大部分是进步的，有的是共产党员，他们只吃饭不领薪，白天教小学生，晚上办工人和妇女识字班。他们无私、真诚地为教学服务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身为校长的陈默君。他自己平时生活十分节俭，可教员一旦有困难，他总是慷慨解囊，竭力给予解决，甚至典当衣物，将仅有的买菜钱都给了亟需用钱的同志。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生活清苦，营养不良，他原先就有点清瘦的脸颊显得更加憔悴，肺病的魔爪也慢慢地攫住了这位血气方刚、意志坚定的共产党员。
1937年秋，党组织派陈默君去革命圣地延安，在刚刚创办不久的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前身）负责招生工作。1938年初，他担任了陕北公学四队主任，负责党支部工作。
1938年下半年，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迫切需要一大批干部深入敌后开展工作。
938年12月初，党组织决定派陈默君前往晋冀豫工作，化名陈希愈，并配给“上尉文书陈希愈”徽章和八路军服装，作为一路上掩护之用。不料，就在陈默君赴西安经咸阳时，被国民党宪兵扣留，更不巧的是，第一批被扣人员中也有一位“少校参谋陈希愈”，两位陈希愈，同名同姓，引起对方的怀疑。
原来，真正的陈希愈和张越、杨清华、李克坚等人离开延安时，组织上先给办了一个“上尉文书陈希愈”的徽章，后来考虑到工作方便，又改签为“少校参谋陈希愈”，决定由陈希愈带队，准备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办手续后赶赴根据地。过了几天，组织上估计陈希愈等已抵西安，便将原先签署的“上尉文书陈希愈”的徽章发给了前往根据地的陈默君。
事有巧合，两个陈希愈相继被扣，且又被关押在一起，同被关押的还有张越、杨清华，李克坚、贾克诚、武坚（女）等。狡猾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无孔不入，企图在两个陈希愈上大做文章，但在机智的陈默君面前，没有抓住半点把柄。
国民党顽固派扣留我方过往人员的现象愈演愈烈。不几天又扣押了100多名抗日青年，宪兵分队不大的院子被挤得满满的。为了开展斗争，陈默君勇敢地站出来，把大家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交锋，迫使对方同意我方派代表交涉。过了几天，“西办”派一位罗副官前来就我方被扣人员与国民党进行交涉，结果是：前两批被扣人员名单，已报省处理，故不能释放，第三批报告尚未呈上，可以释放。
为了使同志们尽快得以释放，为了便于组织更艰苦的斗争，陈默君、陈希愈、杨清华、李克坚等，以大局为重，毅然留了下来。考虑到以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一个以陈默君、陈希愈为领导核心的战斗集体，成立在咸阳宪兵分队临时设立的监狱中。为了应付对方的盘问，首先是统一口径，不暴露共产党员和抗大学生的身份，不泄露真正的去向，一律说是去前线部队的；其次，争取宪兵队中有正义感、爱国心的士兵，分化敌人，为我所用，同时设法跟组织上取得联系。
过了几天，一辆警车又将他们转押到西安宪兵六团，关在“皇城”西北角两间又低又矮的房子里。陈默君等人在这里受尽折磨。这里禁止大声说话，限制上厕所的次数，饭是冷冰冰的，又不给吃饱，再加上窗破、风寒、被薄，环境十分恶劣。
陈默君等人决定立即开展绝食斗争，抗议对方的残酷虐待。此时，身体羸弱的陈默君，肺病又复发了，昼夜咳嗽，而且经常咳血。同志们都噙着泪劝他，可他已将生命置之度外，仍然带头参加了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三天，宪兵团终于答应了陈默君他们提出的条件，派来了医生，送来了御寒的破军大衣，伙食也稍有改善。
1939年春节刚过，宪兵团又把陈默君等人转交给第十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特务营。在被关押的日子里，陈默君等人抓住机会向特务营中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看守士兵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说明被扣押的真相，揭露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阴谋。渐渐地，士兵当中有的人对八路军由同情到钦佩，由不理解到支持。在特务营一位排长的帮助下，他们向统一领导北方各战区的国民党天水行营呈递了报告。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等人的积极营救，半个月之后，行营主任程潜批示：“所请开释意见已指令第十战区长官司令部查明开释。”5月11日，憔悴不堪的陈默君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获释了。重获自由的陈默君和杨清华等人，一同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
1939年元旦前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并决定以《文摘报》为基础，筹备召开晋东南全区的文化大会。5月4日，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简称“文就会”或“文总”）正式成立，总会会址设在沁县南沟。
文总成立之初，人员少，几个理事都是兼职的，全靠白手起家。经李伯钊推荐，由北方局调来不久的陈默君负责文总的组织工作。
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办好文总的期刊，陈默君有时要靠贩卖烧饼油条维持生活，而把节余下来的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钱用来编辑出版油印《文化报》。他还编过10种小丛书，都是64开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内容有反映抗日现实的小报道、小故事，也有怎样开展文化工作的简介，其中尤以街头、墙头短诗为最多。这些诗文形式活泼多样、内容通俗及时、易于记诵，很受群众的欢迎。
1940年春，因工作需要，陈默君被调到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编审委员会工作，与蒋弼共同主编《鲁艺校刊》、《文化动员》等刊物。由于长期辛苦劳作，加之以前半年多的牢狱生活的折磨，他显得十分苍老憔悴，与实际年龄极不相符，致使现在许多老同志一回忆起对他的第一印象时，总说他是一位“忠厚长者”。
1940年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之后，晋东南全区各机构进行了调整，人员也有较大的变动。文总则改称为文联（其时政府的教育系统已确立），迁于麻田，归区党委领导。1941年春，陈默君调离鲁艺，前往文联主持全面工作。
1941年，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中共中央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切实开展大生产运动。负责文联工作的陈默君积极响应，于3月5日发出《告文化界同仁书》。在陈默君的带领下，文化界走在大生产的前列。
经过陈默君的努力，文联人员逐渐增加。知名小说家、画家、文艺爱好者蒋弼、赵树理、刘稚灵、陆耕、王韦、王春等30余人先后来到文联，文联进入了极为繁荣的时期。这些同志，来自不同的地方，团结并领导好这支队伍并不容易，不仅要在政治上团结好这些同志，还要在生活上照顾好这些同志。许多与陈默君共过事的人现在回忆起来还说：“他为人处事都非常诚恳、谦逊、亲切，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使他周围的同志感到温暖、愉快，愿意永远和他在一起工作。”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气氛，陈默君带领文联同志搭棚建屋。他亲自动手，既当瓦匠，又当木匠，苦干半月。3月间，在桐峪、索垒两地设立文化俱乐部。俱乐部虽简陋，但它宽敞、明亮，屋前有平整的草地，四周有绿荫环抱，环境幽雅。这里经常举行学术演讲、问题讨论、诗歌朗诵、戏剧音乐演奏、美术创作展览等活动。一时间，俱乐部成了全区文化活动的中心。
为了巩固与扩大以抗日为中心的文化界统一战线，把太行山建成华北新文化运动的根据地，陈默君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他的努力下，文化工作顿时呈现出一番崭新的景象。从3月到6月，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文协、美协、音协、木刻协会、太行诗歌社相继成立，《华北文艺》、《文艺轻骑》、《新美术》、《太行诗歌》等刊物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941年5月4日，太行区文化界举行五四纪念大会时，《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陈默君写的《纪念五四与文联同步工作方针》一文。文章就文联工作方针指出：必须继承和发展五四的光辉成果，更进一步巩固文化人、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团结（包括敌占区）；继续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及与个别名流学者取得经常的联系，扩大文化界统一战线，以便有力地配合本区各方面的建设。此外，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总原则下，成立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提倡自由辩论、自由研究、自由著述，发挥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内文化界应有的作用。最后，他还提出文联目前工作的具体措施。文章一气呵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发表后对该区的文化界工作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陈默君辛勤工作，给文联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文化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7月份，他们大力开办文化俱乐部、文化合作社、文化食堂、文化旅馆等，以各种方式，发展敌后文化事业。同时，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提高全区文化工作者的理论素质，他还组织人员翻译了大批重要学术论文及各种研究资料，编成丛书，在全区发行。7月20日，在陈默君的直接领导下，文联会刊《文化报》创刊。
1942年1月16日，一二九师政治部与晋冀豫区党委联合召开了一个全区文化人座谈会。会上，文联就文艺该不该通俗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意见出现了分歧。这次大会后，晋冀豫文联、文协、美协、音协及华北文化团体，根据中共中央提出整顿“三风”的精神，联合成立了检查委员会，特别强调整顿文风，进行了为期3天的检查。内容包括本区的整个文化运动，各团体的内部工作，及干部本身的学习、工作、生活和作风等方面。
鉴于上次大会争论的问题和这次检查，陈默君进行认真的反思，写出了《纪念五四对文化工作的点滴感想与意见》一文。在文章中，他倡导文化界应该从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实际问题的纠正上，来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他较含蓄地提出文化工作为谁服务的问题，通篇文章立论正确、内容丰富、极富说服力和指导性。他在文章的结尾强调：希望从今年五四开始，在我们的文化工作上，大家共同携手，创造更新鲜更丰富的成果。
1942年5月，日军突然进攻边区，全区空前残酷紧张的反扫荡斗争逐渐展开。
5月21日，东南西北之敌突然同时进攻，其目标是对桐峪、麻田及其以东地带作宽大正面的包围合击。当时，文联和总部直属队正驻清漳河上游的麻田镇，亦在敌人的合围中。
当夜，陈默君紧急集合文联机关的全体同志，宣布体弱有病的同志分别到敌占区附近隐蔽待命，其余同志随总部直属队行动。他还指定了临时小组长和疏散的地点，后各自回房收拾，进行坚壁清野。
黎明前，队伍出发了。文联随干部团，开始顺清漳河而下，然后向偏城方向转移，以便转到根据地的外围去。一路上，大家从容不迫，坚定乐观。有的同志为防万一，互送纪念品。陈默君还开玩笑地说：“怎么？还没遇上敌人，就准备牺牲啦！”不料，队伍还没进偏城，就接到敌人从武安城出来正向偏城逼近的消息，形势很严峻。此时，敌寇万余从四面压缩，以偏城西北之南艾铺、十字岭、圪拉铺等地为目标，进行包围合击。一场包围与突围的战斗残酷地展开。
第二天拂晓，敌人紧缩了包围圈，敌侦察机左右盘旋指挥敌人向八路军逼近。中午，我们的队伍转到麻田附近的十字岭，阴险狡诈的敌人也运动到十字岭附近。十字岭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只要占据有利地形，敌人一时难以得手。凶残的敌人便集中猛烈炮火，并配合6架飞机轮番轰炸，目的是阻止八路军部队突围。八路军除留有很少的警卫部队占守山头等有利地形坚决抵抗外，各机关人员乘敌立足未稳，避其锋芒，向西北南三面奋力突围。从中午一直鏖战到天黑，敌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待敌人在沉沉夜色中进占南铺，八路军大部份人马已胜利突围。敌人吹嘘的所谓“铁壁合围”，遂成泡影。
不幸的是，陈默君在这次突围中，壮烈殉国，年仅30岁。
1942年9月1日，太行区文化界、新闻界，于九一记者节在清漳河畔隆重召开追悼会，悼念抗战5年来及5月反扫荡中殉国的战友何云、陈默君、蒋弼、高咏、刘稚灵（女）、严熹、朱杰民、黄君珏（女）、石宏、陈宗平等烈士。大会决定发表宣言并通电大后方同业，向全世界控诉日寇的暴行！
1942年9月25日，《华北文艺》第四期发表了华北文化社同仁纪念陈默君、蒋弼、刘咏、刘稚灵4同志的文章。文章对陈默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号召大家学习陈默君“工作，工作，还是工作”那样一种忘我的奉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