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兴（1776—1848）爱新觉罗氏，字献山，隶镶黄旗，清朝大臣。嘉庆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少詹事，入直上书房。十八年，仁宗幸热河，林清逆党突入禁城，宝兴散直，至东华门与贼遇，急入告警。宣宗方在上书房，闻警戒备，贼不得逞。上还京，擢宝兴内阁学士。十九年，授礼部侍郎。以事忤旨，诏斥宝兴不学，降大理寺卿，罢直书房。复坐部刊科场条例误“高宗”为“高祖”，降二级调用。寻予三等侍卫，充吐鲁番领队大臣。
道光二年，召为大理寺少卿。复因事降通政司参议，历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出为泰宁镇总兵。八年，授理藩院侍郎，调兵部。迭命偕户部尚书王鼎察治长芦、两淮盐务，筹议整顿。十年，出为吉林将军，疏言：“松花江西岸、辉发河北岸旧例封禁，其馀闲旷山场均设卡伦，惟许兵丁打捕牲畜，以备贡品。民人无照，私出挖蓡斫木者，查拏治罪。”又言：“伯都讷珠尔山荒田先后开垦五千二百六十二晌，其租息请自道光十五年为始，以其半分赏兵丁，半存备报修工程。此外尚有可垦荒地五万六千馀晌，作为官荒，将来奏请招佃徵租。乌拉凉水泉已垦七万三千九百馀晌，请拨二道河东二万晌，以七成给乌拉总管衙门，三成给协领衙门，资为津贴。馀未垦地五万三千馀晌，亦作官荒。”并从之。调盛京，又调成都。
十七年，署四川总督，逾年实授。时马边、越巂边外夷匪数出为患。十九年，疏言：“御边之策，不外剿、抚、防三者，抚之之道，在施於平时，断无失利之后转而就抚之理。比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为今计者，以修边防为急务，陈防边五事：一、增兵额，请於马边增兵千二百，雷波、普安、安阜、越巂、宁越各增兵八百，峨边、屏山各增兵四百；一、改营制，请以绥定协副将移驻马边厅城，游击、都司以下各增设移驻有差；一、筑碉堡，饬各厅县因地制宜，多修堡寨，责令各集团练，官给抬炮，督率教演，择要隘筑炮台，增设大炮；一、定期巡阅，岁春夏之交，建昌道赴越巂、峨边，永宁道赴马边、雷波、屏山，周历巡阅各一次，秋冬责成提督与建昌总兵分赴巡行察勘边隘；一、优奖边吏，马边、越巂两厅同知，请三年俸满，以题调选缺知府升补。”疏下议行。言官论奏四川提督应如湖南例，半年驻越巂等处。宝兴议：“马边、越巂相距辽远，请於春秋夷匪出没之时，提督往驻马边、峨边、雷波三厅，建昌总兵往驻越巂、宁越。”又言：“越巂边防以大路为重，麦子营、利济站均应增驻弁兵，乾沟诸汛应酌量移撤，分设於马日槓诸处。越巂、宁越两营相距颇远，声势不能相及。前请以建昌左营游击移驻大菩萨地，远在宁越之东，而越巂营参将复与游击不相统属。请越巂、宁越适中之界牌楼，以建昌镇右营都司移驻，专管麦子营、利济站两汛。”并从之。
先是宝兴以马边诸厅县增设防兵，筹议边防经费，请按粮津贴，计可徵银百万两，以三十万为初设防兵之需。每岁经费，即以馀银七十万两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贴病民，拨部帑银百万。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炳瀛奏：“四川前买义田，遍及百馀州县，若更以数十万帑银於各州县买田收租，膏腴将尽归公产。请限於四厅近边地收买，安置屯防。”下宝兴妥议，疏言：“边防完竣，用银二十二万两有奇，以三十七万发盐茶各商，岁得息三万七千馀两，足敷增设练勇饷械之需。馀银四十万，听部拨别用。”遂罢买田议，二十一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留四川总督任。时大学士琦善、协办大学士伊里布相继罢，在朝满洲大臣鲜当上意，故有是授。
二十六年，入觐，命留京管理刑部，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元旦，加恩年老诸臣，加太保。十月，卒，年七十二，谥文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