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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人。周大夫。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发生大地震。他认为：“天地之气，不失其序”，“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上升）”，于是有地震。认为天地之气运行有一定秩序，阴阳二气失调便产生地震。把周将亡的原因归之于地震。他说：“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忘何待？”以为“水”和“土”是财用产生的根源。但又认为周亡是“天之所弃”。事见《国语·周语上》。
伯阳父是西周宣王、幽王时的太史，生卒年月不详。他身处的时代正好在宣王中兴之后；西周的种种制度弊端和人性的贪婪都呈现出来，他冷眼旁观，最后成为未卜先知的历史洞见者。
宣王改革中兴，四次征伐。三十二年伐鲁取得成功，但对外却多次失利，三十一年，讨伐太原戎部落，不能胜，三十九年，攻姜戎，败于千亩。三十九年的失败甚至让宣王失去了信心，他为了摸清家底，亲自料民于太原。所谓料民，相当于现在的人口和经济普查，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清查人数和车马粮草。这种鱼肉民众的作法当然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但宣王一意孤行，最后“料民”搞得民心浮动，中兴改革的成果就此失败。以至于镐京城内有一红衣小儿教满城的儿童唱着：“月将升，日将没，弧箕菔，几亡周国。”宣王听到这首歌后更为心惊。据说他为此召开国务会议，请大臣们来解释。召公按字面解释说，国家日后将有弓矢之祸。伯阳父则说，月将升，日将没，意思是阴气转盛，阳气转衰，后世必有妖女祸乱朝廷。他对民谣如此解释说，“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做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变火星，是以色红”。面对杀机心起的宣王，伯阳父劝其勿杀无辜，他认为，王修德以攘之，自然化凶为吉。
宣王自然去修德以攘灾祸。跟宣王同心同欲的人活下来了，跟他有不同意见的人或死或沉默了。西周衰败，其根源是因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进谏的正人君子，而“取”与自己苟同的媚官小人。多年以后，伯阳父在跟郑桓公谈起西周政治问题时，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论断。他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伯阳父第一次形象地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以他平他”，就是相异的事物协调并进，达到“和”的境地，则年丰物富；反之，“以同同”，相同的事物类同叠加，无差别，无竞争，其后果就是生机荡然。伯阳父还陈述了“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的道理，并进言郑桓公，要从政务到事务，都应贯彻“和而不同”。
宣王死后，他的儿子幽王在能力和志向上更趋下流。幽王为人性情暴躁，待人刻薄寡恩，什么国家大事都不管乐。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又预言：“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三川地震的消息报到朝廷，幽王不以为然地说：“山川地震是常事，何必动表告诉寡人？”伯阳父听了后就断言“周室天下不出十年当亡”，并在幽王暴死两年前告老引退。
哲学史家把伯阳父视作伟大的思想家,因为在中国哲学史上,伯阳父最早提出“阴阳”的范畴,是最早解释地震现象的人。但这个先知很少为人承认。倒是他的同时代人,贤明的郑桓公懂得他的价值。郑桓公担任幽王的司徒,掌管教化,因见周幽王昏庸无道,王室日益衰微,内忧外患交迫,就向太史伯阳父请教自保的办法。伯阳父认为洛水以东、黄河以南的一片地方地处险要、沃野千里,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据关扼守,足可保家兴业。于是,郑桓公采纳了太史伯阳父的建议,把家属和重要财产安置在虢、郐之间的京城,后来成就了郑国的霸业。
当然伯阳父的先知多少有点神秘，但他的预言却无意中暗合了现代环保思想。所谓水土通气，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