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
(梵a^rya-sthavira-nika^ya、a^rya-stha^vira^h!，巴thera-va^da，藏h!phags-pa gnas-brtan-pa、gnas-brtan-pa）
印度部派佛教之两大根本部派之一。又译作圣上座部或长老说。音译作阿离耶悉他陛尼迦耶，或作梯毗、他鞞罗、体毗履、他毗利与。
佛陀涅盘后百余年间，教团统一，此称为原始佛教。其后，教团内部对戒律及教义产生异论，首度分裂成上座部及大众部二根本部派。大众部是较进步革新的青年大众。反之，上座部则忠实地遵守传统，并以保守的长老们为代表，因此又称为长老部。不久，大众部再分裂成七～八部，上座部分裂成十一～十二部，至西历纪元前后，两部共计分裂成为十八部或二十部的部派佛教。
其中，从最初上座部分出的十一～十二部，是最广义的上座部。这些上座部系可大别为说一切有部、正量部、上座部等三部。其中之上座部，主要是指传播于印度西方及南方，以迄锡兰的二～三个部派。这是广义的上座部。今日一般所谓的上座部意义更狭隘，意指流行于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南方地区的南方佛教。此系佛教传习巴利语圣典，所以又称巴利佛教；又由于是南方的上座部，所以也称南方上座部。
此狭义的上座部，以锡兰为根据地。相传西元前三世纪中叶时，阿育王之子摩哂陀，从印度本土将佛教传至锡兰。摩哂陀所传播的上座部佛教，甚受当时的锡兰王所喜，而在首都建‘大寺’（Maha^viha^ra，大精舍），作为佛教的传播中心。此后锡兰的历代诸王均崇信拥护佛教，至今佛教仍是该国全民性的宗教。
此锡兰上座部也有若干消长，且曾经发生过分裂。西元前一世纪时，婆他伽马尼王（Vat!t!aga^man!I）建‘无畏山寺’（Abhaya-giri-viha^ra），该寺常与大寺发生纷争。在四世纪中叶，纷争达到最高潮，大寺曾被暂时破坏。虽然不久之后，势力重建，但已无往日旧观。此后数百年间，无畏山寺常占优势。在大寺势力衰退之际，只多林寺派（Jetavana-viha^ra）于焉崛起，于是锡兰上座部分裂为三派。十二世纪时，锡兰英主波洛卡摩婆诃（Parakkamaba^hu）大王致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从事改革，在佛教方面，则废弃不守戒律的无畏山寺与只多林寺二派，仅保护奖励大寺派。因此大寺派急速兴隆，也逐渐传播到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国。
缅甸及泰国海岸地区，似乎自古即有传自南印度方面的巴利系上座部佛教。在三世纪前半期译出的汉译《法句经》及《义足经》，其原本似是传自泰国、柬埔寨地区的巴利圣典。十三世纪以后，纯粹的大寺派上座部取代此古老巴利佛教，而传播于该地，因此今日南方地区的佛教，皆属大寺派上座部。
◎附︰吕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第二章第二节
上座部原在北方，后因说一切有部在北印和中印占有优势，它的情况就逐渐模糊起来，一般都把化地、法藏一系作为上座的代表。南方上座部主要在斯里兰卡，前后也有变迁，后来以大寺住一派为代表。玄奘、义净去印时，印度本土犹有上座部流行。据义净记载，说一切有部分出之后，上座还分三部，但未举名，可能即指斯里兰卡的无畏山住、只多林住、大寺住。律天一家所传的上座部，就完全是斯里兰卡的三部。可见后来印度本土的上座已经绝迹，而以斯里兰卡所传为代表了。
上座系统除化地、法藏、斯里兰卡三派之外，还说有个雪山部。说一切有部分裂出去后，摩揭陀一带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迫使上座部向雪山方向转移，以后，根本上座即转为雪山部了。从《善见律》（斯里兰卡传）看，阿育王派上座去雪山传教，人数最多，由末示摩率领五人去的，传的经典是佛说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相当重要。可见当时是很重视雪山地区的。此事既有记载，考古资料方面，在北方也发现了末示摩的舍利，在山崎大塔（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之一），还有雪山部的铭文，足证确有其事。最近日本·金仓圆照还证明雪山部有自己的戒律，即汉译的《毗尼母经》。不过，雪山部后来转化已混同于多闻部，南传材料即将其归入大众部的系统。《异部宗轮论》说它对大天五事之说有共鸣，也不承认它是上座部了。但是，我们讲到上座部各派学说，仍把雪山部包括在内。
研究各部派学说的依据，就是各部派的三藏。当然十八部不会都有自己的经律论，但重要的各部是会有的。玄奘回国时就带有许多部派的三藏。关于上座系统的，据《慈恩传》记载，曾带回上座的三藏十四部，化地（弥沙塞）的三藏二十二部，法藏（法密）的三藏四十二部。这里所指的上座三藏，可能也是锡兰的，仅有十四部，也不完全（经或者差不多，论恐怕不全。据义净《寄归传》讲，上座三藏计十万颂，约合中国四百卷）。
上座各派的律，化地部的，汉译为《五分律》，法藏部的，汉译为《四分律》。所谓五分、四分，是指律的分篇。律中都曾讲到第一次结集，提到他们的三藏组织，是用五分法（雪山部《毗尼母经》的记载也差不多）。首先，经的五分法即五阿含︰长、中、增一、杂（相应）、杂藏。其中增一阿含，是由一增至十一为止，这是他们的特点（大众也是十一法，有部则只增至十为止）。又对相应阿含的说法，他们认为是关于八众的事（即关于弟子眷属的。这可能指其中偈颂部分，因为讲一般道理是以法分类，以人物分类则采用偈颂）。杂藏内容比较繁多，从佛本生开始，讲到法句、义品、波罗延到最后的圣偈，共十二种。其次，律的五分法是︰
(一)比丘戒本的解说；
(二)比丘尼戒本的解说；
(三)诸事（如受戒、安居等所做诸事。有译为‘犍度’或‘蕴’的）；
(四)本母，即关于戒的一种通论；
(五)增一毗尼，即对戒的补充解释，排列依数递增。
再次，论的五分法是︰
(一)问，对佛说从多种门类加以分析；
(二)非问，即不加任何分析；
(三)摄，不同诸法性质可互相包含的，归为一类；
(四)相应，诸法中虽互相联系但不相互包含的；
(五)发趣，对佛说不仅相摄相应，而且相望为因果，它的缘起，即涉及到因果建立的问题。
上述上座部的三藏，汉译保存的，经有安世高所译《增一阿含》片断，被称为《杂经四十四篇》，附在《七处三观经》之后。今判断其为上座部经，是它与巴利文《增一阿含》，完全可以对照。此外，其他零碎经本中，还可能有上座的别的阿含部分，但未经勘对出来。律就是《四分律》和《五分律》以及《毗尼母经》（此经一向被认为是法藏部的律，经日人刊定为雪山部律）。论则有《舍利弗毗昙》。以上为北传资料。南方巴利文资料，上座部三藏都完整。中国译本中藏文有些南方经的零本，是从斯里兰卡传来的。律，藏文没有，汉文则有《善见律毗婆沙》。南方律通称‘善见律’，他们的‘毗婆沙’就是论，论包含律，律包含戒。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原来各部派使用的是什么语言？现存各部，如说一切有部是使用梵文，南方上座部是使用巴利文，那么上座部原在北方的化地、法藏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有关记述分部的资料中，真谛所译《部执异论》原在书后有一个〈记〉，今已不存，仅部分地见引于《三论玄义》、《异部宗轮论述记》里。据真谛讲，化地部所以分派，因为它的部主正地是婆罗门，曾为国师，出家后成了阿罗汉，正地用吠陀语的‘好语’去‘庄严佛经’，致使义异，因而分部。由此看来，上座部三藏原来使用的语言，可能与古梵语有些关系。而这种梵语，不一定纯正，其中是会夹杂些吠陀语的。布顿《佛教史》中，传说部派四大系统所用语言各不相同︰有部一系，使用梵语（现存有部资料均系梵文，证明其说不错）；大众一系，使用俗语（即方言土语，有人认为是梵文中缺乏规则的）；正量一系，使用西方讹略语（即最缺乏文法的梵文）；上座一系，使用中间语（介乎梵语俗语之间的语言）。这个传说，有些根据，因为巴利文就是这种性质的语言。这种中间语一传到南方，就被本地人神圣化，作为一种圣经语固定下来，不像印度本土流行的语言，时移世异随之而发生了变化。佛在世时，原不许用梵语宣传佛教，而允许弟子们自由采用方言，这个规定被后人遵循信守。化地部突然改用吠陀语，已是一个大的变革，又牵涉到内容的差异，自然会引起分部。所以说分部与语言也有关系。不过，从现存资料看，还只有梵文、巴利文两种，尚未发现其它不规则的语文。中国翻译化地部典籍少，与它所使用的语言特殊，也许有些关系。
各部派的主张，即反映在各自的三藏中，特别是‘论藏’，系统地反映出他们的学说观点。所以要研究各部派学说，应对其论藏详为分析。上座系的论，汉译有一部完整的，也是唯一的《舍利弗毗昙》。此书是姚秦代译出，共三十卷。旧译《十八部论》、《部执异论》都认为此书是犊子部的，说犊子所以分为四部，即是由于对此书解释不同导致的（真谛即持此说）。因此，后人一向信从，未加研究。事实上，此书与犊子部主张大都相反。如犊子的特点主张有补特伽罗，本书即未谈到；又犊子讲六道轮回（多阿修罗一道），本书则只讲五道。显然是被前人弄错了。
汉译的《舍利弗毗昙》是从化地、法藏系统传下来的，按理南传也应该用毗昙才对，因为南传上座实际就是法藏一系。为什么南传却是用的七论呢？对此应进行分析。南传七论是︰《法聚》、《分别》、《界说》、《人施设》、《论事》、《双对》、《发趣》。其中除《论事》外，其余六论与《舍利弗毗昙》基本一样。传说论书在第一次结集时就有了，《论事》则是阿育王三次结集时编纂的，因而是以后添进去的。其余六论，在组织与内容上也各不相同。早年日本学者椎尾、木村两家对七论曾作过研究，和其他毗昙对比的结果，断定七论与《舍利弗毗昙》相近。他们所注意的是《分别》与《人施设》两论的形式，如《分别》的法、门类，都与《舍利弗毗昙》相似。《人施设》是将各式各样的人由实践的观点加以分类，《舍利弗毗昙》也有这一部分。现在日人研究尚未超出这一水平。我们的研究不是从形式出发，而是要从根本上寻找其原因。毗昙原是解释佛说的，佛也对本人的说法做过解释，所以也有佛说毗昙。佛弟子中有迦旃延、目犍连、舍利弗三大家的解说。三人中尤以目犍连、舍利弗最为佛所赏识，认为最能理解他的意思，曾叫人有问题可向他二人请教。《中阿含》里面，还保存有舍利弗等代佛说法的材料。舍利弗的毗昙是采用五分法，五分是各自独立的，每分都可以成为几部。《舍利弗毗昙》传到南方为什么会发展成六论呢？这大概是受到一切有部以‘六足’形式组织毗昙的影响。我们发现六论与《舍利弗毗昙》各方面都有关系，除日本学者指出的两论外，我们看出《界说》与《舍利弗毗昙》的〈摄〉、〈相应〉两分完全相似。《双对》也是〈摄〉的一类。此外，《发趣》讲二十四缘，《舍利弗毗昙》〈处所〉也讲十缘，非但内容同，名称也同（‘处所’玄奘在《法住记》中即译为‘发趣’）。所以南方的六论，就是从《舍利弗毗昙》发展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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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方 六 论 │《舍利弗毗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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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趣》 │＜处所＞ │
│《法聚》、《人施设》│＜无问＞ │
│《分别》 │＜问＞ │
│《界说》 │＜摄＞、＜相应＞│
│《双对》 │＜摄＞的一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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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各派主张，除了各派的‘论’而外，还可从各部记载分派的典籍中吸取资料，如《异部宗轮论》、《论事》等，都是站在不同的部派立场，提出了当时各派特殊学说的。
各派的主张多，不易掌握，但这里有个方便，即利用《成实论》。《成实论》的作者是诃梨跋摩。他造论的目的是为了评议各部派的说法，因此，他归结各家的根本主张为十论，作为批评的对象（见《成实论》卷二）。
十论（十个主题）是︰
(一)法，客观存在是否实在？不仅讲现象，还讲时间，就是说，现在实在，过去、未来是否实在？这叫‘二世有无’？
(二)一切有无？即一切现象是否都有？
(三)‘中阴’有无？人死到再投生，中间的过渡状态叫‘中阴’，有没有这个过渡？
(四)渐、顿现观问题。在实践上领会四谛谓之现观，这种现观是渐得还是顿得？
(五)罗汉有退还是不退？
(六)随眠（使人烦恼的习气）与心相应还是不相应？
(七)心性是否本净？
(八)未受报业是否还存在？
(九)佛是否在僧数？
(十)有无人我？
这十项包括了当时各派的重要主张，《论事》第一品也列举了类似这样的问题。以‘十论’做标准，可以把上座系的思想确定下来。
上座对十个问题的主张是︰
(一)否定二世有实体；
(二)认为并非一切法都实有；
(三)否定有中阴；
(四)现观是顿得；
(五)主张罗汉不退；
(六)随眠与心不相应（南方有时也讲可相应）；
(七)主张心性本净（南方认为心性不一定净）；
八)否定未受报业有体；
(九)上座各派对佛是否在僧数看法不一致，化地特别主张佛在僧数，不能把佛孤立在僧外；
(十)否定有人我。
佛家的理论一般是从‘境、行、果’三个方面进行阐述的。境，就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行与果是一种宗教的实践活动，也就是他们对世界的改造。下面就上座系对这三方面的学说要点，进行分析研究。
‘境’的理论，原始佛学阶段是把重点放在人生现象上，是以人为中心。而人是五蕴合成的，所以又归结到对五蕴的分析。到了部派佛学阶段，境的范围扩展到一般宇宙现象，分析就随之而扩大为‘三科’（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舍利弗毗昙》对于‘三科’的看法，把‘处’（旧译为‘入’）放在第一位（该书是五分法，初分是‘问’，有十品，第一即‘入’品）。十二处分内外两类︰内六处即六根，外六处即六尘。这是根据人的认识来分的。感觉（五官）、思维（意根），是能认识的；色、声、香、味、触、法处，是所认识的对象（前五是五官对象，后一是思维对象）。上座系以‘处’作重点来说明宇宙现象，其特殊所在即在于对‘法处’的解释上。据《舍利弗毗昙》记载，‘法处’有五十二种。其中一类是对原始佛教五蕴（色、受、想、行、识）的‘行蕴’加以分析。有一类行是与心相应的（同心俱起、同一境、同一缘），叫‘相应行’，也即是心所。心所属于心，不能独立，与心一起才发生作用。还有一类是与心不相应的，叫‘不相应行’，如生、老、死等分位概念，是一段一段构成的，也叫做行，与心一道，但与心不相应。上座系指出‘相应行’有二十八种，‘不相应行’有八种。此外还有‘无表色’。表是表示，如语言、行动等能使别人感受到的，是以物质为基础表示出来的色；所谓‘无表色’，是一种心思活动，它也会留下形迹，也会有物质的，但看不到，摸不着，却能通过比量（概念）感知它。再有一类是‘无为’。有些事物不待作为而存在。如几何学中的公理不是谁创作的，它自然存在。这一类东西，都属于‘法处’。总的说来，‘法处’的内容相当多，共五十二种。上座系如此分析宇宙现象，就比较详细了。
按照十二处来分析宇宙现象，似乎很复杂，但归结起来，不出‘色’、‘心’两类。这一点，在南方上座的论书中，表示得极明显，如七论的第一部《法聚论》，即以〈心品〉、〈色品〉来概括一切法的。这样，他们的二元论性质是非常清楚的。哲学上真正的二元论是没有的，最后总有所偏重，上座部也如此，他们最终是主张唯心的。从他们的社会的、背景的根源看，也必然只能是唯心的。《毗尼母经》明确提出‘二法不可违’︰一是佛法，二是王法。这就是他们学说的最后立脚点。（中略）再就他们的学说本身看，讲色讲心，似乎是二元的，可是他们讲色的一边，总离不开心的一边，讲‘法处’都是就‘所知’上说的，如色是所见的，声是所闻的等等。所以尽管有‘法处’，但决非独立存在，而是必须与心相连，以心为前提存在的。另外，他们讲‘诸行无常’，把无常讲到刹那灭的程度算是够透彻的了，所以后人称化地部为‘刹那论’者。问题是，他们讲刹那灭不是以时间为标准，也是联系心来讲的，因为心是刹那灭，被心所知的对象──外界才是刹那灭的。这就必然会否认时间的客观（物）性，只能走上唯心论一途了。上座系根据这一观点推论现象中只有现在这一刹那是实在的，过去、未来，都不实在。以上即是上座系有关‘境’的学说的特点。
实践方面，也就是行、果方面，上座系将解脱的主体归之于心，达到心解脱，就谓之解脱了。这样，就会要讨论到心的性质问题，因为它决定着能否解脱与怎样解脱。对此，上座系也有其特殊理论，即‘心性本净，客尘所染’。他们认为心的自性原是清净的。那末，为什么还发生解脱、不解脱的问题呢？这由于心为外来的烦恼所染污了的缘故。关于心性问题，他们是分两段讲的，心自性清净，这是第一段；为客尘所染，这是第二段（客尘即非主体，是外来的，而且来历不明，突如其来）；两段连起来合成一个命题。这就回答了两个问题︰(一)心可以解脱；(二)解脱的方法是去掉客尘。
在如何去掉客尘而引起与此有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烦恼与心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是否相应？上座部认为，要做具体分析。烦恼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眠，指烦恼的习气，如人处于睡眠状态一样，它是一种潜存的势力，与心是不相应的。一是缠，指烦恼的现行，这是与心相应的。依上座系看，不论与心相应或不相应，烦恼的染污并不影响心的本质。心尽管与烦恼同时同起，仍然是离烦恼的。这也是他们不同于其他派系学说的一个特点。
上座系的实践，就在去掉客尘，恢复本性。采用的方法与原始佛学是一致的，即先见（见道）而后修（修道）。见道是明白四谛的道理，所谓现观四谛。修道即修行，主要是用禅定。佛家修道的方法是禅定，上座系特别重视这一方法。所以《舍利弗问经》在谈到化地部特点时，用‘禅思入微，究畅幽密’来形容，可见该派的禅定功夫很深入，对禅定的理论讲得很细致。《异部宗轮论》提到化地部主张时，也说‘道支皆是念住所摄’。道支一般都讲三十七菩提分，而化地却以念住（定）为中心，各菩提分皆与念住有关，可以看出他们重视禅定的特色。又如《舍利弗毗昙》的〈道品〉中，从一支道（即一条路）到十一支道共组织为十一道，他的一支道就是身念处（身念住）。身念住是四念住中第一念住，他们视为唯一的道路来理解，即此亦可见他们对禅定所持的极端态度。
他们的禅定并不是简单的不动心，而是从禅定中对心性加以认识、分析和研究。他们对心理过程的分析是非常细致的。南方上座的《法聚论》，对心的性质好坏、地位、阶段等详加分析，得出八十九种范畴，由此再归纳为一般表现的心理作用为十二心，再概括十二心为九类，是为九心︰
(一)在平静的状态时，称为有分心。
(二)动念时生起警觉，好像从睡眠醒来一般，名转向心。
(三)由此随着五根有五类感觉作用，称为见心。
(四)有了见便对境界感受苦乐，名受持心。
(五)由此分别善恶，名分别心。
(六)又安立了境界的相状，叫令起心。
(七)这样决定发起作用，名速行心。
(八)假使境界强盛，便继续引起反省或熏习的作用，名果报心。
(九)从这里仍旧恢复到平静状态，复名有分心。
在唐人的著作中，如《唯识枢要》等，通称以上所说为‘九心轮’，形容其周而复始，轮转不息。九心轮共有十二种作用，它可以体现在一件事情上，也可体现在人一生的过程上，人从有生命一开始，谓之‘结生心’，以后按照九心轮发展下去，直到寿命完结，谓之‘死心’。由‘结生心’至‘死心’之间，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次的‘有分心──有分心’轮转，所以人的一生，九心循环往复，直到‘死心’这一有分心时，才告结束。
上座系把结生后的有分心看成为最初的，把死亡前的有分心看成为最后的，这一理论使佛教的学说带有‘我’的倾向了。原始佛学本是否认有作为人生主体的‘我’的，但不承认是一回事，在实际中却又大讲‘业力’和‘轮回’；承认‘业力’、‘轮回’，没有‘我’便讲不通，这就使得后来的犊子部就公开主张补特伽罗，别的部派则采取了变相的说法。上座的‘有分心’贯彻生死，成为生死之间的主体，也就是一种变相的‘我’了。南方如此，在北方的化地部发展成为‘穷生死蕴’。化地主张诸行（蕴）有两种运行方式，一是‘一念蕴’（即刹那灭行），一是‘一生蕴’（即从生到死相续的）。所谓‘一生蕴’，不仅承认一期生死，而且承认还要再生，直到最终解脱才能结束，所以名之为‘穷生死蕴’。这种主张，与南方的有分心完全相似，更是一种变相的‘我’了。上座系学说出现‘我’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原始佛学未能解决的问题逻辑地发展必然要有的结果。
在解脱理论上，上座部对原始佛学也是有所发展的。原始佛学只讲‘人我空’，上座部讲到三解脱门（即空、无相、无愿──也是一种禅定方法）中的空解脱门时，就进而讲到了‘法无我’。这一理论，在南方上座的著作中有明白的解说，北方上座的著作中则不甚明了。一般认为小乘不讲法空、法无我，并且还以此为大小乘区分的标准，这可能由于北方材料不全而引起的误解。由‘人空’到‘法空’，应该看成是对原始佛学的新发展。
最后，谈谈上座部的方法论问题。上座是主张分别说的，他们自己也承认，如南方上座自称是‘分别说上座’。不过，北方对此种性质则甚模糊。所以，在化地、法藏外，又另立一个‘分别论者’的名目，似乎另有一派似的。特别是有部的《婆沙》中，还拿它作为一个重要论敌。由于对部派学说了解不足，因此大家对‘分别论者’不知其所指，也就出现了各种议论。近代学者，如早年日本的赤沼，用《婆沙》中引‘分别论者’的主张四十条，与其他部派相比较，认为‘分别论者’指的是化地部。后来木村泰贤反对其说，认为从《异部宗轮论》看，这些主张确是化地的，但是从南方《论事》看，既同于化地，也同于案达。因此，他以为案达是属于大众系的，‘分别论者’是大众部的，但不是大众部全体而是属于大众系的游军。赤沼是专门研究巴利文的，竟连南方佛教这样重要的《论事》一书也忽视了。木村反对赤沼，却又连这一点也给反对掉了。事实上，两人都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婆沙论》所谈到的‘分别论者’，只是泛说当时一般采用分别说的态度和方法，并没有指定那一派，其中既有化地，也有南方上座，甚至于案达的大众部，因为方法论是大家都可以通用的。不过上座系与‘分别论者’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