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武记》
中国历史著作。清魏源(1794～1857)撰。书中谈到18世纪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反清起义问题。共14卷，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卷4中《乾隆戡定回疆记》、《乾隆绥服西属国记》、《乾隆新疆后事记》、《道光重定回疆记》、《道光回疆善后记》等篇，记载清军平定新疆大小和卓木之乱，绥服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山等地区，镇压乌什、昌吉人民起事，平定张格尔之乱，抗击浩罕安集延人入侵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记述清政府镇压甘肃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及苏四十三起义、石峰堡田五起义等历史事件。涉及新疆、甘肃等地伊斯兰教历史、教派及习俗等内容，具有一定史料价值。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印，二十四年(1844)、二十六年(1846)两次修订。1984年2月，中华书局在北京出版韩锡铎、孙文良的点校本(全两册)。
体例：
圣武记》揭露了沙俄的侵华野心。
《圣武记》主要将史论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体现出纪事本末体学术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纪事本末体上作了初步的尝试。
《圣武记》在编撰上的创新，最主要表现在将史论这种传统体例，同纪事本末体体裁有机地结合。传统的纪事本末体裁由于各条目相对独立，因而读者很难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关系，领悟作者表达的历史发展大势的观点。史论由于独特的史例特点，易于彰显作者对历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和史书的价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视。《圣武记》的史论形式包括：序论、前 10卷篇末“臣源曰”、后四卷《武事余记》史论专篇。纪事本末体重视序论的作用，并且与“经世”思想紧密结合，《圣武记》可谓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论。作者交待撰述背景时说：“晚侨江淮，海警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及，乃尽发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表明作者是在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编撰《圣武记》，作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尽发椟藏”，“排比经纬”，“于是我生以后之数大事，及我生以前数十大事，磊磊乎耳目，磅礴乎胸臆”。魏源论述《圣武记》的撰述目的时说：“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斯之谓折中于尊俎。······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则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然大号之曰：‘必然以军令饬天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实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 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作者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侵略，捍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希望通过歌颂清初的“盛世武功”，激发统治者“御侮”的决心，使清王朝成为“军政修”、“官强”、“兵昌”、“令行”、“四夷来王”的强国，以抵制外来民族的侵略。
《圣武记》的 “臣源曰”仿《隋书》“史臣曰”的体例，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具有较高的政治见解和史学价值。 《圣武记》记载了萨尔浒战役中，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取得了胜利。他根据情报得知明军将领杜松“轻敌欲立首功”，不与南北二路配合，果断地决定“先败其中路之军”的策略，选择明军萨尔浒大营为攻击目标，集中六旗兵力将其击溃。书中还总结了康熙在严重的局势下沉着指挥的成功经验：军纪严明，“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发扬汉族和满族将领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敌忾”；布置严密互通声气，“其时乱在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备应援。” 由此，作者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以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作者认为，统治者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和对战争的态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