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江讲经的来源靖江讲经是靖江民间流传的一种说唱曲艺形式,讲经的“经”称为《宝卷》，是从唐代变文而来，变文是一种佛教俗讲，即将佛具里的神变用通俗的话语表达出来。它是传播佛教教义的有效手段，也是中国最早的说唱文学。《宝卷》传入靖江约于元末明初，到了清代，经过讲唱者——“佛头”的不断口头加工，已发展到基本定型阶段。靖江讲经以纯粹的靖江吴地方语言流传于世，并自成体系，独具地方特色，是我国古代宝卷至今唯一还在民间以“做会讲经”形式讲唱、传承的“活化石”。
靖江讲经的内容靖江讲经以《宝卷》为基本内容。《宝卷》可分为“圣卷”、“草卷”和“科仪卷”三类。
“圣卷”，也叫“大卷”，讲的是菩萨的凡间身世及期修行成佛的故事，比较流行的有《三茅卷》、《大圣卷》、《梓童卷》、《地藏卷》等十多部。
“草卷”，也叫“小卷”，是“佛头”根据旧小说或其他讲唱文学改编的世俗故事，有《罗通扫北》、《五虎平西》、《薛刚反唐》等几十部。
“圣卷”是正宗的《宝卷》，内容虽然是在宣扬菩萨，但已掺入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民风民俗，且故事曲折，情节生动，语言又是地道的靖江方言，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这就淡化了宗教色彩，增加了地方曲艺性和文学性。
靖江宝卷的来源靖江宝卷是中国明清时代盛行的讲经宝卷的一部分，既受南北方讲经文化的影响，同时在传承过程中又加入了许多地方特色，形成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融佛教俗讲与民俗、民谣、传说故事于一体的靖江宝卷。宝卷是做会的“副产品”，正是有了民间信仰的做会，才有用于“做会”的讲经宝卷，所以，研究靖江宝卷的起源，必须先探讨靖江做会的起源。明代民间宗教的做会是很普遍的。既有佛教的民间活动，也有民间道教的做会，更多的是三教合一的民间宗教的一般信众。明代民间宗教的讲经做会在全国很普遍，靖江也不例外，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就出现了。1990年8月靖江马桥出土的明嘉靖间刘志真墓中，有一张《冥途路引》，是朱刘氏嘉靖十八年（1539）三月二十六日做会时发给的“随身执照”。这是目前能看到的靖江民间做会的最早的实物。朱刘氏名志真，生于明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十二日，卒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十九日（据墓中《明故朱母刘孺人墓志铭》），活了八十六岁[①]。这张“随身执照”填写的时间是嘉靖十八年，时年七十五岁，距去世尚有十一年。从发掘时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约略看出明代当时民间宗教做会的大致内容[②]。这张《冥途路引》的全称是“州府□山流传冥途路引”，厚皮纸，版刻刷印，名姓、日期为手填。虽破损严重，仍能看出主要内容。大意是说众生男女受富贵名利迷惑，“不信天堂地狱”之说，宰杀猪羊鸡鹅等，堕入汤镬、碓磨、拔舌地狱，“饮浓血食，受大捶楚，永无出期之日”，“普劝善男信女，思地狱苦，发菩提心，持斋念佛”，“信女刘氏，词称名属乙酉十一月十二日……志诚虔心”“赍此文引前诣冥途诸王殿下，比对生前所除罪目，改录善功……乞判人天之善道，今比丘三宝敬依，永世不脱人身。……善男信女遵佛泽流通，无令懈怠，有所公据……。”“右给付随身执照”。下标做会时间，最后是释迦牟尼的画像。
这张《冥途路引》，是当时靖江民间宗教做会讲经的产物，所做的会也即后来靖江讲经中的明路会。其证有三：
首先，冥途路引，意即冥间路途的导引。也即进入西方天堂的凭证。对于死去的人称为冥路，而对活着的人称为明路，意思是相同的。这就如同陪葬的冥器，人们习惯上称作明器一样。朱刘氏在七十五岁活着时做的会，不可能叫“冥路会”的，而应该就是“明路会”或“延生明路会”。这张《冥途路引》就是民间宗教常见的“天宫挂号”的奏表，或称“查号合同”，做会时一式两份，一份在会后烧掉，等于送上天宫挂号标名，一份自己保存，是自己死后进入冥界的“随身执照”，这是当时明路会所做的留着日后升天用的“凭证”。
其次，从后来靖江宝卷的资料，也可以看出二者内容是完全相同的。靖江所做的明路会叫“延生明路会”，现存有两种宝卷：《升天宝卷》、《篆香庆寿开关》都是做明路会时用的。这两部宝卷都是为老年人延生祈福用的。《升天宝卷》里说：“明路善人西方去，佛国里面去安身。西方有座琉璃阁，金阁银门昼夜开。阿弥陀佛来接引，接引善人坐莲台。此处就是安身处，万古千秋伴如来。”[③]《篆香庆寿开关》：“一颗印，交与你，三宝凭证。明路人，西方去，紧紧随身。”“有香板，为文契，交付与你。明路人，西方去，广种福田。”[④]都是为人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祈福的。
第三，这张《冥途路引》简短的一叶纸中，涉及到了地狱十殿阎罗及西方的极乐世界，可知当时的做会，必定有讲经的活动，而且所讲的无非是极力渲染地狱的恐怖，烘托西方世界的美妙，有了这一纸合同凭证，就可以躲过地狱的灾难，躲过胎卵化湿四生，逢凶化吉，被阿弥陀佛接引至西天，这也可以从现存的两部明路会的宝卷得到印证。
由此可知，至少在明代嘉靖时，靖江的做会讲经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那么在做会时用于宣讲的宝卷，当也随之而产生。
靖江讲经明代已经定型讲经宝卷大多是一代代口头传承的。从最早的讲述开始，一代代口头讲下去，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与语言，层递累积，形成现在的文本，所以一本宝卷里，有不同时代的词汇习语，明代的，清代的，近代的，现当代的都有，体现出明显的时代的痕迹。这些有助于对靖江讲经的时代的断定。
从现有的靖江宝卷的文本看，也可以证明靖江宝卷起源于明代中期以前。靖江宝卷中许多地方透露出明代讲经语言的信息。如《香山观世音宝卷》里的监斩官名叫“忽必烈”，这自然不是元世祖的名字，而是蒙古人一般的姓氏称谓。讲经者只是随手拈来这个前代习用的人名，这种称呼是讲经者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信手拈来的，颇有一些下意识的成份。也只有在明代会拿前代外族人作为一个反讽的对象。宝卷中还留有许多明代讲经的痕迹。
从宝卷中经常出现的历史名词，可以看出，靖江讲经中的许多程式和语言，在明代就已定型。比如宝卷中屡屡出现的“十三省”，这就是典型明代词汇。众所周知，中国的行省的划分，元代时除了京师附近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外，在河南、浙江、湖广、陕西、甘肃等处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十一行省”。明代改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除南北两京直辖地区外，共有十三布政使司，而习惯上仍称行省，简称为省，这样，明代一般的叫法为“十三行省”或“十三省”。清代初年增为十八行省，后又增为二十二行省。在靖江宝卷里，“十一省”，“十八省”，“二十二省”，都不曾出现过，所有涉及到的全国的地区的称呼，都是称“十三省”[⑤]，成为讲经的固定词语，不管是汉朝，还是唐宋，还是清代，只要一说到全国各地，统统都以“十三省”代指。又如许多宝卷都讲到进京考状元的事，都出现“皇上开南考”、“南北二京”的话，这些话语，是旧时讲经的遗留。只有在明代，有南京、北京并称皇都，南北同时举行会试。清代以后，称南京为江宁府，就不再有“南北二京”的说法了。可见，这些固定的“十三省”，“南北二京”的词语，都是明代讲经而固定下来的，因此，靖江的讲经宝卷在明代就已定型。
从现有的宝卷看，讲明朝或明朝以前的故事很多（草卷里称“大明”故事的更多），而讲清朝故事的几乎没有（圣卷里没有一部，草卷里只有一部改编的“刘公案”）。《灶君宝卷》里说：“梳头戴围巾，合是前朝人。清朝鞑子现，科头辫子行。”从对“前朝”的赞赏与对“鞑子”蔑视的叙述的语气，当是明末清初的出现的。这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宝卷，至少在明代或清初都完成了。而不是像一般断定的清代中期才出现。光绪五年编《靖江县志》卷二“营建志”《裁撤尼庵示》里，载靖江知县叶滋森光绪二年禀称：“更有非僧非道之流，借名讲经，自称善卷，俚歌村语，杂凑成词。”在同书卷十九“摭谈”里又说，这种“非僧非道的之流”“煽动妇女进香”，“礼忏之词俚而倍”，雍正七年以后就有大量出现了。由此可知在清朝中前期靖江讲经宝卷已经很盛行，引起官方的不满。讲经宝卷文本的形成应当更早于此。
嘉道以前，忌讳犹多，写当朝时事尤属时忌。光绪以后，外忧内患日蹙，朝廷文网渐弛，加以石印技术的普及，始有刻印当朝实事的弹词小说或宝卷，清末民初达到顶峰，但这些并没有在靖江的讲经宝卷里出现。可见靖江的主要宝卷，至迟到在清代中期以前都完成了。当然哪些作品具体的产生年代，尚无法确认。
靖江讲经与罗教的关系靖江讲经明显受明代罗教的影响。罗教是明代中期最大的民间宗教，罗教在明代中期后，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尤其是通过漕运南下，在运河流域传播开来。漕帮水手传习罗教，自大运河南下，很快把罗教带入运河沿岸的靖江。靖江紧邻大运河，受其影响是必然的事。宝卷中也有相关的印证。《篆香庆寿开关》中有“传开三关通九窍，九窍又通运粮河。运粮河通漕溪水，漕溪水通祖家门。”虽然用的是民间道教里常见的以地名喻人身的说法，但以运粮河做比，却是首次。这也是讲经者生活经验的无意识流露。相传漕帮的三祖，都是罗教的徒弟，在漕帮中，罗清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罗老祖”了。
《血湖宝卷》前面的偈语里有“开开罗老祖家门两扇，大乘经典涌上来。”《灶君宝卷》说：“我佛下凡尘，五部六册经。生老病死苦，普度众凡人。”这些都可以说明罗教是靖江宝卷的来源。罗教的“五部六册”一直在靖江流传宣讲，直到民国期间靖江宝卷还有宣讲罗教五部六册的。靖江的做会也有“大乘会”与“小乘会”之分，做大乘会如“明路会”、“庚申会”主要是照本宣讲“五部六册”宝卷，小乘会则比较活泼，讲仙佛菩萨成仙成圣的本生故事，有一定故事与情节，比较好懂，易为老百姓所接受。所以后来大乘会逐渐被通俗生动的有故事情节的小乘会取代，现在通行的一般都是小乘会。做小乘会不仅圣卷讲菩萨成圣故事，如“三茅会”、“大圣会”、“观音会”等，晚间宣讲的草卷都是历史与小说故事，内容更丰富，更生动。所以，尽管起源于罗教，但靖江讲经宝卷的主题是劝善，通过因果报应故事引导人们行善积德，和明清的民间宗教帮会不同，而主要是一种民俗信仰和娱乐活动。
另外，明末以后，罗教南移的江南老官斋教对靖江的吃斋做会的风气也有很大的影响[⑥]。罗教吃素念经之所，称为经堂，多为民房，间亦另立庵堂。老官斋源出罗教，其习念经卷及入教仪式多相近。老官斋习教次第分为十二步，凡入教之始，由小引入大引，再由大引进为四句，始入小乘，授以二十八字法，由四句进为传灯，发给教单，准许领寻常拜佛法事。由传灯进为号敕，准传大乘法。在靖江的做会，称斋主、善友，十分强调持斋吃素，有老官斋教的痕迹。
虽然受了罗教的影响，也袭用了不少罗教的一些常用的话头，但靖江宝卷却很少民间宗教的色彩，它的主旨是劝善，通过因果报应故事，要人们弃恶从善，行善积德，它不属于任何教门教派，而是集民间信仰与娱乐于一体的民俗艺术。
靖江讲经的形式靖江讲经主要用于红白大事,平常休闲等不同用途。讲经时，需要设置“经台”，即用两张或三张桌子拼就而成。“经台”的一面坐着主讲经文的人，是讲经的主角，称为“佛头”；其余三面坐着和经人（伴唱），称为“和佛”。讲经时，“佛头”全凭记忆，没有似其余地方照本宣读的做法。“佛头”每讲完一段，在尾句由“和佛”者发起和声，以造成强烈的气氛。“和佛”者少则五六人，多则十余人，他们有的是“佛头”请来的，有的是听众自告奋勇充当的。
讲经的道具十分简单，仅佛尺、木鱼、铜铃而已。佛尺是一个小长方硬质木块，相当于评话艺人的“醒木”；木鱼和铜铃是一种乐器，在情节的高潮部分用以伴奏，可起渲染气氛的作用。讲经的曲调有“挂金锁”、“平调”和“十字调”几种，“平调”又包括“单调”和“双调”。以上曲调并不复杂，也不特别优美，但为靖江讲经所独有，同样称得上是一种特色。
靖江讲经独特的地域性色彩靖江讲经艺人被称作“佛头”，既非僧人，也非道士，而是世俗的讲经艺人，这决定了他们民间宗教三教合一的特征。在明代，就有许多这样做会讲经的佛头。明末话本小说《型世言》第二十八回“痴郎被困名缰，恶髡竟投利网”中说：张秀才请和尚颖如在家中设经房。厅内中间摆设三世佛、王皇各位神祗，买了些黄纸，写了些意旨，“愿行万善，祈求得中状元”，“先发符三日，然后斋天进表。每日颖如作个佛头，张秀才夫妇随在后边念佛，做晚功课。”这与靖江讲经的佛头是很相近的。
靖江的讲经是口头传承的方式为主。关于佛头的传承体系，明代和清代中前期的讲经的传承情况无从可考。从晚清到解放前后，历来都是拜师学艺、师传徒承。拜师要请拜师酒，签订投师纸（合同），规定学徒时间，一般为二至三年，学徒期间与师傅外出讲经，经济收入全部归师傅，不外出时在师傅家帮做杂务，学徒期满，可以拿师傅的一半收入。佛头授徒以口传为主，即随师外出做会，坐于旁边观看听讲，师傅也传授部分简单的手抄本以供学习。由于做会的礼仪繁复，讲唱经卷全凭记忆，就这样辈辈相传。
所以，他们的讲经，不可能是像唐宋的变文、俗讲那样由高僧大德讲通俗的佛经故事，也与道士讲的神仙传说不是很一致。
靖江宝卷与明清流行的其他宝卷还有很大的不同，不惟与佛道的菩萨神仙不同，就是与民间的传说也有很大差别。圣卷中除了少数几种因流传特别广如《香山观世音宝卷》、《目连救母宝卷》、《关帝宝卷》、《十王宝卷》与普遍传说的一致之外，大部分宝卷都与流行宝卷不同。如靖江宝卷中最著名的《三茅宝卷》中的三茅真君金乾、金坤、金福与正宗道教三茅真君茅盈、茅固、茅衷除了时代外，一切行事都不同，《大圣宝卷》中的张长生与历史上的泗洲大圣时代、国度、姓名也全无关[⑦]。《梓潼宝卷》讲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故事，一般的传说，都是指四川梓潼县的张亚，或叫张恶，或张恶子，晋时人，被尊为文昌帝君，唐李商隐与孙樵都写过有关诗文，可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或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五的考证。但靖江宝卷的《梓潼宝卷》讲的却是唐代的陈梓春，没有一点相近之处。灶君，有说为炎帝，有说为老妇人，有说为苏吉利，一般的说法是姓张名单字子郭，但靖江的《灶君宝卷》《东厨宝卷》作张九龄，且事实与时代完全不同。药王，或以为扁鹊，或以为孙思邈，或以为韦慈藏，道教以韦善俊、韦古道为药王，佛教以为过去无量阿僧祇，或南无北方九十九佛百千万同名大药王菩萨，但靖江宝卷却以卢功茂为药王菩萨，其妻霍氏为药尚菩萨，卢功茂与霍氏虽然在道教的小说《吕洞宾三戏白牡丹》之类书中提到过，却从无“药王”之称[⑧]。
这些都是靖江讲经宝卷的独特之处，它不是依据佛经道经的改编或俗讲，而是民间艺人的的再创造。仔细研究这些宝卷的文本，就会发现，它的佛道宗教的成份少，而民俗传说的成份居多。宝卷从产生发展到现在，并没有沿着像民间教派罗教或老官斋教的民间宗教的轨迹发展，而是逐渐成为与一般的民间信仰相结合的延生祈福劝善为主的娱乐活动。佛头也更接近于民间讲唱艺人，从原来的枯燥的做会宣卷，发展到情节日益丰富故事性日益增强的宝卷改编，这从数量更为众多的草卷中更能得到体现。即使在做会中，也有一些插花逗乐，增强了世俗的娱乐气氛。
靖江讲经的发展解放后至“文革”期间，靖江讲经一度被视为宣扬封建迷信而被禁止，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靖江讲经艺术才又重放光彩。1987年，靖江《宝卷》中的代表作品《三茅宝卷》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全国民间文学界引起了轰动，在北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的苏联汉学家司徒诺娃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于1989年专程来靖江考察讲经艺术。上世纪90年代末，在靖江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靖江出版了《靖江宝卷》一书，该书详细记载了“圣卷”、“草卷”等经书中流传最广的故事。近年来，众多的国内外学者纷纷来靖江体验这门地方艺术，使靖江讲经的知名度越来越高。2004年，靖江市委、市政府又专门聘请当地的知名“佛头”，录制了靖江讲经的音像资料，有效地保护并发扬了这一地方艺术。
靖江讲经具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内涵,它广泛吸收靖江民间文化的养料。每一部口头讲唱的宝卷中,都包含有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笑话,增加了讲经的趣味性。宝卷中还有大量靖江民俗的描写,这使宝卷具有“民俗志”的功能。因此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认定其为“极具艺术价值、民俗价值、教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授予靖江“中国宝卷传承文化之乡”。
注释[①]吕森堂《马桥明墓发挖纪略》，载《靖江文史资料》第14辑，1997年9月。
[②] 所据照片是靖江市文物局挖掘时的拍摄的照片，由姚富培先生帮助，提供了照片。由于原物破损未修补，照片中文字不全。
[③]王国良先生抄录整理本。
[④] 王国良先生抄录本，据《中国靖江宝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本文所引宝卷的文字除注明外，均出自此书。
[⑤] 如《香山观世间宝卷》《梓潼宝卷》《土地宝卷》《十把穿金扇》《牙痕记》《白鹤图》中都提到“十三省”。
[⑥]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先生《江南斋教的传播与演变》，《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⑦] 参见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车锡伦先生《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载《中国靖江宝卷·附录》）已详论，此处不赘。
[⑧]参见吕宗力、栾保群《中国民间诸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