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丁等参与了日常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大学教授哲学课程，并转向思想史的研究。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1966年至1975年担任沃尔夫森学院院长。 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
伯林一直受牛津教育，后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于牛津。他甚至成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象征，圣约翰学院的哈克博士回忆起60年代的牛津生活时，说“伯林论政治思想史的演讲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传奇。他在牛津大学最大的一个讲堂做演讲，那里总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侃侃而谈，不用笔记，向我们妙趣横生地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那声音响彻讲堂，一出伟大的思想戏剧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不时被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姿态、热情而充满活力的语言所加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伯林很少撰写大部头专著来阐发他的想法，他写的更多的是一些长篇文章，这些文章也非直接阐述理论，而是旁征博引地评论哲学史、观念史和各色思想人物。
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他在1958年的演说“两种自由概念”中，区分了积极和消极自由，对以后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所谓消极自由，用伯林的话来讲，是回答了“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的问题；所谓积极自由，是回答了“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这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尽管有时回答有可能重叠。
以赛亚•伯林的遗产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1998年秋，在他去世一年后，纽约人文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伯林思想遗产的研讨会。会议邀主表了为数不多的一群对伯林思 想颇有研究的学者，以向公开的批评和审视开放的方式集中讨论伯林的思想遗产。多元主义是与会学者一个核心关注点：伯林的多元主义信念是他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论述的核心，他也将多元主义视为自由价值的关键所在。
在会议上提交并编入此书的论文着眼于伯林作品的三个方面。马克·里拉等回溯了伯林关于“刺猬”和“狐狸”之区别的理论的发展和结果。伯林以“刺猬”指称那些对人类行为和历史持有整体的、统一的理论的思想家，而以“狐狸”指称那些信奉多样性的思想家，他们拒绝那种将人性服从于普遍野的冲动。罗纳德·德沃金等研究分析了面对伯林的洞见——同等合法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可能走向无法调和的相互冲突——自由主义如何可能继续下去。罗伯特·西尔维斯等探讨了伯林对以色列国的辩护，以及他对以色列所寄托的希望：使其成为能使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经常对立的价值和谐共存的地方。本书不仅包括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而且还收入了他们之间现场交流讨论的文本记录。这些探索与讨论显示了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与政治辩论中依然持续的活力和相关性。
影响与评价
“伯林以充满睿智的明晰和富有想像力的同情阐明了那些半被遗忘的思想家的观念……读来振奋人心。”
——基斯·托马斯
“以赛亚·伯林拥有超凡的理解力。他是欧洲最热切的自由主义心灵之一。”
——V.S.普里切特
“作为观念史家,他无与伦比;他以特别明晰和优雅的文风表达了他想要说的一切。”
——安东尼·斯托尔
对民族主义的观点
有一个控制了19世纪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它无所不在、人人皆知，因此只需略加思量，我们就明白根本不能想象一个缺了它的世界：它有自己虔诚的信徒，也有自己势不两立的敌人，有民主的、贵族的、君主的各派之分，它给实干家、艺术家、知识精英和群众以灵感；然而奇怪的是，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当今世界现有各种思想社会运动中最强大的运动之一，在有的地方则是唯一强大的运动；而那些没有预见到这一运动的人则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事实上是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