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的辑本。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那时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基本没有散失，又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作底本，再加上编书者对史料比较熟悉，因此成书时间很快，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
、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从宋朝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看，《旧五代史》的实际作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诸人。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传。史称卢多逊少年成名，甚有“笃学”；扈、张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识广博，曾主编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部头类书。他们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
《旧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 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欧阳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并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金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籤。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其大端主要有：
其一，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也就是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虏主”为“契丹主”，改“虏骑”为“敌骑”、“獯戎犯阙”改“契丹入汴”、“北戎盗据中夏”改“契丹据有中夏”之类，在在多有。陈垣的考证，在《永乐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旧五代史》辑本进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邵晋涵惶恐而致病，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方得无事。辑本后来一再讳改，就因为此。
其二，辑录史文缺漏太多。就当时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来说，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永乐大典》现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旧五代史》不足100则，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马希范、王弘贽、安从进、李从昶等传逸文。《册府元龟》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缺漏极其严重。
其三是采辑未广。就现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旧五代史》逸文者，大约超过三十种，当时仅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六种书辑录逸文，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比方《四库全书》收录的《大事记续编》、《职官分纪》等，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
其四是录文多误。邵晋涵以后，许多学者从事校订，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问题仍复不少。试举几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焦方仅此一见，节度使官高，不应别无表见，参前后史文，可以确定是《旧五代史》有传的马万之误，“马”字手书与“焦”字相近，“万”字俗写作“万”，增一点则为“方”。再如《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中华本576页)同年六月“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同上580页)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独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又何能统一规定？查《册府元龟》卷六三三，此处“上任”作“上佐”，两处“日”均作“月”，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与上任赴职无关。后一段讲均补苗税，“有嗣者排改检括”一句很难理解，一是“排改”不词，二是仅讲检括田苗，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查《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此处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词诉者，再分段检括，以作取舍。两段史文，经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晓。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这是流传偶误所致。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 )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
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
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
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毕竟还是“辑本”，有些纪传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总期望有全貌的《旧五代史》从民间再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旧五代史》，后又传说藏在上海，但经辗转查询，至今犹未问世。今辑本《旧五代史》经诸家研究考实，发现乾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旧五代史》时，是应当有所鉴别的。
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我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历时11年，辑成此书。全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