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2月17日，随着北洋海军舰船的日益增多，在北洋大臣李鸿章，及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的有力推动下，清政府批准施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作为法定国家海军的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北洋水师这个名词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在《北洋海军章程》中，列有专门的冠服规范，可以视作是对1882年样式的解释和修订补充。这部分内容同样分为军官和士兵两个部分。
军官服
《北洋海军章程》中关于军官冠服的部分，只是重申了服装的穿着规范。规定海军的大小官员，平时穿着行装（军服）。在庆祝皇帝太后生日的万寿圣节，以及元旦、冬至等时令节气，应穿着礼服，如果刚好节庆时因公在岸，则和岸上官员一样，穿着朝服。
然而，从现存的一些有关北洋海军的历史照片来看，北洋海军的军服在建军之后曾发生过一些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是着装的样式。从留存的照片看，已经出现了蓝色军官服和白色马裤的组合，即西方海军中标准的半白服搭配法，这种着装样式应该可以认定为是在舰服务时的常服，与全蓝色的穿法可以混用。
其次是军衔标识。可能是因为存在难以识别等缺陷，早期在镂空云头里标识职位的做法被取消。原先装饰在袖口的云头更改为简单的黑色镶边，而云头内那些复杂多样的职位图案则进化为简单明了，更类似西方海军的军衔标识。新出现的军衔标识仍然装饰在军服的袖口，位置较高，接近肘部。最初是金线绣制的龙纹，军官一般为双龙戏珠纹，龙珠的颜色的寓意目前只有一份北洋海军水兵的口述可以研究，这位名叫苗秀山（1873－1962）的北洋海军水兵，在1961年10月13日接收研究者戚其章先生采访时称，“当官的都穿青纱马褂，边上带云字，级别以袖口上分：炮手是一条金色龙；管带、大副、二副都是二龙戏珠，但珠子颜色。不同，管带的珠子是红色的，大副的珠子是蓝色的，二副的珠子是金色的”。但这一说法仅是孤证，而且出于低层水兵的理解，是否可靠属实，抑或是龙珠的颜色是否会与顶戴颜色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根据存世照片推测，在甲午战争前夕，为了进一步与西方海军接轨，北洋海军的军衔标识又发生了变化。在原先的龙纹军衔符号之下，增加了完全西洋化的金线袖饰，即所谓的金杠。以金线的宽窄、数量来区分军衔职务的高低，比照清末新建海军的《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中相关记载，可能的标准是：高级军官（提督）为1宽道，舰长为4中道，由此类推，直至1窄道。
水兵服
水兵服的制度在《北洋海军章程》中没有太大变化，主要是更换了原先用金线绣在领口绣字以区别所在舰只的做法，改在上衣的胸口增加一块方形的补子，左襟为“北洋海军”，右襟则是军舰的名称。
洋员制服
北洋水师从组建开始，就雇佣了大量外籍顾问，正式建军后，外籍雇员的人数也逐渐增多。但是对于外籍雇员的服装样式，并没有专门的规范，而听任随意自便。很多外籍顾问，如曾任海军总查的琅威理等，可能出于对自己国家海军军官身份的自负，对穿着本国的军服有一种油然的神圣感和荣耀感，因而通常是仍旧身着自己国家的海军制服，而在袖口自己国家的军衔之上，加上在北洋海军获得的军衔符号，以显示在国外服役的特殊经历。然而也有一些外籍军官不按此例，而是直接穿着北洋海军的制服，例如北洋海军“镇远”舰的美国教习马吉芬。这位安纳波丽司海军学院毕业的美国人，参加过黄海海战，战后因伤返国，耳闻目睹当时西方世界一片褒日贬中的言论，为自己曾经服务过的北洋海军忿忿不平，而四处讲演，述说中国海军的真实情况。但马吉芬义愤填膺，为中国海军仗义执言的行为很多时间都被讥讽为精神不正常。1897年2月12日，在他所尊敬的丁汝昌提督和私交甚好的友人杨用霖自杀后的2周年纪念日，这位曾经和北洋海军一起奋勇作战的美国人，怀念起他那些英勇的中国战友，如今却因为战争失败而得不到公正的评价时，于悲愤中拔枪自杀，遵照他的遗嘱，马吉芬下葬时身着一套北洋海军的制服，而棺椁上则覆盖着黄底青龙海军旗。个中的寓意，从他的墓志铭上就一目了然：“谨立此碑以纪念一位虽然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把生命献给了另一面国旗的勇士。”一个自己曾为之浴血奋斗过的国家的军服，对于他的军人而言，是无上的荣耀象征和自己价值的精神归依。
北洋海军，中国创建近代化海军最初努力的成果。和这支军队本身具有的中西交融的特点一样，北洋海军的制服设计也充满了两种文化交汇的特征。这种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军服样式一直持续使用到甲午战争结束后，在清末新建海军时，被完全西式的军服所取代。然而这种服饰文化的影响力一直在中国海军中持续，龙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海上英雄的缩影，从北洋海军时代开始成为中国海军的象征，时至今日海峡对面的“中国台湾海军”的制服上，依旧还能找到双龙戏珠图案的独特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