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满族；(1904—1994)生于浙江杭州，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并留校任美术教员。1927年6月赴法国，10月考入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为公费生。1932年夏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里昂国立美术学校，并通过里昂油画家赴巴黎学习的公费奖学金考试，193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陈之秀、王子云、余炳烈等20多人。在此期间所绘油画《梳妆》、《病妇》、《裸女》静物画《葡萄》等作品，曾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葡萄》后来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亲选，收归法国国有，《沙娜画像》被巴黎近代美术馆收藏（现藏于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裸妇》在1934年里昂春季沙龙展中获得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收藏，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在法国国家沙龙展中先后获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二枚、荣誉奖一枚，并因此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1936年秋回国在北平国立艺专任西画系主任兼教授，并于年底担任全国美展评审委员。1937年由于“七·七事变”在随学校南下途中，于1938年任国立艺专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并兼教授。1940年秋在云南昆明举办个展，有油画水粉画30多幅，到重庆后离开学校任国民党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1942年在监察院参事陈凌云的帮助下，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于右任先生等的鼓励下接受并展开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组建工作，任筹委会副主任。1943年3月24日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满目苍凉、残垣断壁的寺院中，建立起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展开了对敦煌艺术的初级保护，壁画、彩塑的考察、临摹、研究等工作。直到1949年尽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资金来源极其困难；并且在1945年还被当时的直接领导部门——国民党教育部撤销了建制，制使大部分人因此而离开了莫高窟。但是，作为所长的常书鸿先生不单始终如一的将敦煌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持为己任，成为中国敦煌石窟艺术保护与研究的先驱，更重要的是：在人才方面不断加强培养、吸收了如董希文、张琳英、乌密风、周绍淼、潘洁兹、李浴、范文藻、常沙娜、段文杰、史维湘等这样一大批艺术家和专家学者。造就和总结了敦煌壁画艺术的研究临摹方针，奠定了今天在中国、甚至于在世界都是技艺超群、成果显赫并占领先地位的——敦煌研究院及美术研究所这个古代壁画保护、研究、临摹集体的基础。并对洞窟进行调查，制定洞窟内容表，将莫高窟的洞窟进行系统的重新编号，赴南京举办敦煌艺术展等等。此时期常书鸿先生的壁画临摹作品有：257窟《鹿王本生》、285窟《作战图》、249窟《狩猎图》、156窟《张议潮、宋国夫人出行图》、428窟《萨陲那本生》、《须达拏太子本生》、《四飞天》254窟《萨陲那本生》等。油画创作有《莫高窟下寺外滑冰》、《野鸡》、《古瓜州之瓜》、《雪后莫高窟风景》、《南疆公路》、《敦煌中寺后院》、《三危山的傍晚》、《敦煌农民》、《古汉桥前》等作品。1949年祖国解放后经过调整，至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归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常书鸿任所长。参加了对印度和缅甸的访问，炳灵寺、麦积山、天梯山及新疆各石窟等的考察工作。特别是1963—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组织进行了莫高窟南段窟区崖壁、栈道加固工程。文革其间遭到迫害，制使身心受到伤害，至1977年才完全恢复工作，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至1993年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的组织合作临摹等。油画作品有《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1959—1962年筹建兰州艺术学院，并任院长；1961年任甘肃省政协常务委员，1962年任甘肃省文联主席、省美协主席，1963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作油画《梅花喜欢漫天雪》、《牡丹》后被浙江大学收藏。1978年当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任第四届全国文艺代表大会理事，甘肃省文化局副局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83年任东京艺大客座教授，1984年作油画静物《大丽花和葡萄》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获荣誉奖。1985年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1987年作油画《平湖秋月》、《断桥之畔》、《月季》等，任浙江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并举办了“常书鸿画展”。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作油画《刘丹像》、《桂鱼和酒瓶》、《小青》；1989年作《双鱼》，《紫玉兰》、《敦煌乐舞和飞天》等；1990年作《邓家牡丹花》、《沙漠天宫》、《剑兰》等，赴日本国举办画展，被授予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1年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赴日本访问期间作《千年潮水万年石》、《冲绳之树》等，获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1994年去世享年90岁。
常先生自幼喜欢艺术，而他的父亲又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所以，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无奈，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系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在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为了进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法国，在那里他把一切时间用来学习法文和绘画技术，后来终于考上了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毕业后他取得了里昂市公费奖学金，并转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留学十年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虽然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忘不了报效祖国。
大概是1935年秋的一天，常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在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存在，而且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中国人却不知，他内心感到一种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回国之后，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着早日能实现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经多方努力，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常先生首先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3年3月27日，常先生肩负着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经过几个月艰苦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真是彻夜难眠。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他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由此可知，敦煌莫高窟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着，无论困难有多大，其信念一点也没改变。
到了1944年的秋天，教育部才正式批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
然而，正当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想不到的事又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是1945年春天。对于任何困难他们都能克服，而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面对现实，他毫不犹豫，领导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销或不撤销，实际意义不大。”
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事业，其余什么也顾不得，只知拼命去工作。为此，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生活条件、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管，一切落在他的肩上。本来工作中困难重量，妻子离去又是雪上加霜，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他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要坚持工作下去。
常先生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在几十年的艰苦生活中，经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种种不幸和打击，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为保护莫高窟默默地奉献着。在他辛勤工作的几十年中，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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