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城（1886——1938）字固亭，河南襄城县人。家贫，11岁入福音堂做勤杂工。13岁入基督教内地会学堂学习，后又到开封教会医院勤工俭学。毕业后，来到兰州，在白塔山下勃德恩医院从事医务工作。1917年起，先后在甘 (张掖)、肃 (酒泉)二州创办福音医院，行医布道。
1922年，受冯玉祥之请，到开封任伤兵医院院长。不久，又重返甘肃河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高金城再次受冯之邀，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1930年，高金城离开西北军，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迸行英勇抵抗。高金城积极参加了协和医院战地医疗队，到上海救护伤员。他看到国民党抑制抗日，屠杀人民的现实，愤然离沪，回到协和医院。
1933年10月，高金城不幸丧偶，他将年幼的子女寄养在香山慈幼院，只身回到兰州，在齐鲁会馆(今永昌路兰州四十中)开办福陇医院。常和友人抨击时弊，抒发政见。1936年12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与住院的中共党员吴波交谈，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不杀蒋介石的伟大举措深表佩服。
1937年春，渡河西征的红西路军，在河西遭强敌围攻，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许多红军被俘或流散在河西农村。党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进行营救。高金城在那里办过教堂和福音医院，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到河西营救红军的最佳人选。经吴波推荐，1937年5月，张文彬、彭加伦来兰建立红军驻甘办事处(8月，改为八路军办事处)时，即与高金城取得联系，高金城慨然允诺去河西营救西路红军。8月1日，党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彭加伦、秘书长朱良才在五泉山和高金城详细研究了去张掖营救西路军的具体办法，并由谢老提请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任命高金城为甘凉肃三州抗敌后援会主任。8月7日，高金城到达张掖后，即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广交各界人士，宴 请地方官绅，申明恢复福音医院，接受抗日伤病员住院治疗，并在他的建议下，在大佛寺召开了抗日动员大会。他在讲演中，强调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释放政治犯出来抗战等。随后，他以重新开办福音医院为名，要回了被韩起功伤兵医院占用的福音堂。他原在张掖培养的学徒，也纷纷回到福音医院工作，协助寻找流散红军。不久，他与流散红军中临时党支部取得了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党申央的关怀、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党在兰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并以缺少护理人员为由，向韩起功要回了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等。在临时党支部密切配合下，开始了营救红军的工作，医院的20张床位，经常住满了红军伤员，治愈后，一批又一批送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
为了寻找红军领导干部陈昌浩，他带上药品、器械，走遍了张掖、民乐、临泽各县农村，并将打听到的张琴秋、黄鹊显、刘瑞龙、魏传统等人被关押的情况报告给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由中央进行营救。1937年9月，彭加伦电告高金城，张掖南山隐藏红军很多，要设法营救。高金城冒着生命危险，向民乐县红水区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锋进行交涉，派人携带100多张写好的“红军改编为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朱良才在那里接应你们”的传单，进入红水区，向流散红军散发。红军接到传单后，纷纷向兰州进发，由“八办”负责送回延安。
流散红军大批离开张掖，引起了敌人的怀疑。高金城与临时党支部商议，决定将支部成员分批撤离。不久，韩起功部的一位处长告诉高金城，马步芳密谋杀害共产党员的名单上有高的名字，劝他迅速离开张掖。但他认为自己担负的任务尚未完成，故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继续设法营救流散红军。1938年春节前夕，高金城又收容了十几名红军伤员住院治疗。2月3日(正月初四)凌晨，韩起功派中校副官马兆祥，谎称“韩师长得了急症，请高院长出诊”，将他骗到 100师司令部，韩起功逼迫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要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交待放走了多少共党分子。高金城大义凛然，临危不俱，赞扬共产党爱国爱民，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是民族败类，韩起功是嗜杀成性的土匪、刽子手。韩起功恼羞成怒，命令断其四肢，高金城忍受着剧疼，仍骂不绝口，最后被活埋在张掖大衙门后花园里。
1949年秋，张掖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了烈士遗媚牟玉光。
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并在原福音堂旧址修建烈士纪念塔。
1952年2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谢觉哉、伍修权、朱良才、彭加伦以及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副书记孙作宾等领导同志和当年被高金城营救的西路军干部魏传统、李开芬、王定国、杨淑兰，万子英、刘德胜等都送了挽幢，表示悼念，颂扬高金城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