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尔斯通克罗夫特,英国人
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人
《妇女权限辩护》,是英国人玛丽•沃尔斯通克罗夫特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里程碑,出版于1792年,那时法国的市民们正在要求进行改革和推翻他们的君主政权。
受到那些民主信条的鼓舞,沃尔斯通克罗夫特呼吁给妇女平等的受教育和受雇用的权利,并敦促进行国际法来保障妇女的权益。
她在未婚时生下第一个孩子,其蔑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批评和谴责,但是她的著作影响了其后数代的男女平等主义者。
这是伍尔芙写的一篇关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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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很古怪,大的战争的影响总是断断续续的。
法国大革命攫取了某些人,把他们的生活撕裂,却悄然放过了另一些人,没有扰动他们一根发丝。据说奥斯丁从未提过法国革命;查尔斯•兰姆对之置若罔闻;花花公子布卢梅尔丝毫不曾把它放在心上。但是对华兹华斯和葛德文来说,这场革命乃是曙光,他们从中明白无误地看到:
法兰西屹立于金色时光之巅,
人类的本性仿佛正重又新生。
一个善于渲染的历史家轻而易举就能把这种顶顶触目的对比并置起来-----一面是卡斯特菲尔德街的布卢梅尔,他的下巴小小心心地安放在领结上,用绝无粗俗重音而细加斟酌的腔调讨论着外衣翻领应如何裁减;而另一边的索默斯城有一伙衣衫不整的兴奋的年轻人聚会,其中一位头太大,鼻子过长的先生每天都在茶桌上侃侃而谈,谈论人类的从善性,理想的团结统一以及人权等等。
在场的人中还有一位妇女,眼睛非常明亮,谈吐极为热切,那些年轻的男人们-----他们拥有的是些中等阶级的姓氏,诸如巴罗,霍尔克罗夫特或葛德文之类-----干脆称呼她“沃斯通克拉夫特”,就好像她是否已婚无关紧要,就好像她和他们一样是个男性青年。
知识者当中的这种触目的不一致----查尔斯•兰姆和葛德文;简•奥斯丁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是智力高拔的人----表明环境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着见解。如果葛德文生长在伦敦圣堂武士住区,或是在基督慈善学堂深受古物和古书的濡染,他很可能对于肤浅地谈论人类未来以及人的权利根本不感兴趣。如果简•奥斯丁幼年时曾被放在楼梯口来阻挡她父亲殴打母亲,她心中也一定会燃起对暴君的强烈仇恨,她的小说也一定会充满对正义的呼唤。
而这正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所谓婚姻幸福的最早体验。
后来她姐姐埃弗琳娜的婚事也很不美满,她在马车里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咬成了碎片。她的弟弟是个累赘,她父亲经营农场赔了本。为了让那个脾气暴烈,头发肮脏,名声不佳的红脸汉子能重整旗鼓,玛丽忍辱负重,到贵族家当了家庭教师。
总而言之,她从没尝过幸福的滋味。而正因为如此,她编造了一套信条,对应于苦难深重的人类生活的真相。
她的学说的主旨是:唯有独立最重要。“他人对我们的每个恩典都是新的枷锁,都削减我们固有的自由,降低我们的思想。”女人首先必须独立;她必须具备的不是高雅风度或迷人魅力,而是精力,勇气和将意愿付诸实行的能力。
玛丽觉得最可夸耀的是能够说:“凡我决心做的重要的事,我无不贯彻如一。”她这样说确实问心无愧。她三十岁刚出头之时,就已经有资格回首自己顶着强大反对势力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了。
她曾费尽心力,为朋友范妮租了一栋房子,结果范妮改变了主意,不再需要房子了。她曾办了一所学校。她曾劝说范妮和斯凯先生结婚。她曾抛开学校只身一人前往里斯本去照料垂危的范妮。在归途中,她迫使船长救援一艘遇难的法国船,她威胁说如果船长见死不救,她将告发他。她狂热地爱上了福瑟里,公开表示要和他一起生活,却遭到他妻子的断然拒绝;于是她立刻将她的果断行动原则付诸实现,动身去巴黎,决心以写作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