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耀，1931年生，山东平度人，汉族。1955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1977年调至人民出版社，历任编审、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新华文摘》和《新华月报》主编等职。曾兼任北京历史学会常务理事、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期刊协会理事等职。张先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要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和书刊编辑工作。学习和工作之余，致力于个人学术研究。论文有《也谈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论语新探〉初辨》、《孔门弟子异同论》、《孟轲》、《廖仲恺思想刍论》以及有关曹操和刘备、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诸多专题论评等；编著或主编的工具性、知识性书籍有《中国历史便览》、《大哉孔子》、《中国历史辞典》等；学术专著有《曹操评传》、《曹操传》、《刘备传》和《孙权传》。
其主要学术成就：
1．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和有关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在初涉学术研究时，先生曾把主要精力投在农民战争问题上。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成一家言，受到学界重视。他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基本上是单纯农民战争，但又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率先提出，太平天国有过的一段相对稳定，不是因为实行了《天朝田亩制度》，而是由于实行了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和“造册投诚，完粮纳税”的政策。先生指出，宗教虽在农民战争发动初期起过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的作用，但始终是坏作用比好作用大得多，束缚了人的主动性，把斗争引入歧途，模糊了敌我界限，最终成为内部团结的障碍，成为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关于孔子、孔门弟子和孟子的研究。先生详细分析了《论语》中“人”和“民”、“君子”和“小人”的用法，认为：春秋时代书面语言中的“人”字有时指统治阶级，有时泛指一切人，而“民”字则有时指奴隶，但较多情况却是凡不在官者皆称“民”；“君子”、“小人”的最初本义是“官”与“民”，进而引申出“有德者”和“无德者”以及敬称和自谦的区分，并不是阶级的不同，更不是政治派别的区分。先生不同意关于孔门存在路线斗争的观点，对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了异同对比研究，证明了孔子同弟子以及诸弟子之间对于根本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相通的，即使时有互诘，但并未形成对立，更说不上路线分歧。先生对孟子的性善论、民贵君轻、行仁政、定于一、刺“兼爱”、非“为我”、尚分工以及“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心之官则思”等做了肯定性评价，认为孟子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用的积极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3． 关于曹操、刘备和诸葛亮的研究。先生的专著和不少文章对曹操、刘备作了专题研究。他认为曹操对中国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因而对于曹操的事功和思想多做肯定性评述，同时也透视了曹操的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他肯定了刘备“折而不挠”的坚韧精神，但认为刘备的为人和政治、军事才能皆不足称，是一个两面性突出的人物，一位平庸君主。先生认为，诸葛亮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军事家只善大谋而不谙军旅征战，执法严格但不公允，用人重贤但不明于察，不重视僚属的培养。所以，三国鼎立，蜀汉先亡，刘备、诸葛亮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关于廖仲恺思想的研究。先生曾发表数篇长文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家廖仲恺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哲学思想，肯定了廖仲恺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确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对三民主义的充实、实践和发展，指出如果没有廖仲恺的努力，很难设想会有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成功。先生认为，廖仲恺一生的最后二三年间，思想已在向着一个崭新的阶段演变，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经济学说的束缚，但在其社会实践中正在形成社会主义观念。
张作耀还是一位学者型的资深编辑，在自己的研究和书稿审定中，都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原则，鼓励学术的新探讨，提倡前沿性研究，把总结和推出学术成果看作是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最重要的责任。先生热心提携后进，尽心尽力地培养有学术造诣的编辑人员。他在任职期间拟定的长期规划和组稿原则对于其所主管的部门出版物的学术定位发生着重要的和长久的影响，例如人民出版社的历史著作，始终坚持严格的学术要求，出版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并形成了帝王传、断代史、著名学者学术文集等诸多学术系列丛书，得到学界的好评。先生认为，学术性著作应有深度和独到的见解，至少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拓展。他所写的书评以及审稿中体现出的学术把关，都说明了这一点。他在《江汉论坛》杂志上发表的《谈谈历史传记编写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很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传记层次不同，写法可异，但应遵循一些带有共性的原则。先生曾主编《新华文摘》近十年，他坚持主旋律，奉行“双百”方针，提出了“繁荣学术，荟萃文化”的办刊原则，强调把选文的重点放在创造性、拓展性研究上，从而为坚持和保证刊物的高学术水平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