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撰成于元朝，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辽史》记载的是辽朝的历史。辽朝是十世纪至十二世纪前期契丹族在我国北部、东北部以至西北部辽阔地区建立的强大王朝。契丹的名字，最早见于《魏书》，它的含意，据《金史》上说是“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现代史学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仍持此说。契丹族的祖先属东胡的一支。后又为鲜卑一部分。原居辽河上游一带，在悠长的岁月里，纵横于千里草原上，“草居野次，靡有所定”，“生生之资，仰给畜牧”。从东晋到隋唐之际，契丹有八个部落；到唐朝末年，契丹势力开始强大起来；十世纪初，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都城设在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到辽朝第二代皇帝耶律德光时，改国号为辽，以后有时称辽，有时称契丹。辽朝与北宋、西夏并立，比北宋的疆域还要大。
阿保机建国后。任用汉人韩延徽等
，接受了汉族文化。受中原皇朝重视史学的传统的影响，在政府机构中，设有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起居部、起居舍人等史官。像辽景宗耶律贤统治时期，就以枢密使、北府宰相室防监修国史。室防修“实录”二十卷，受到辽圣宗的表扬。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史家萧韩家奴，能坚持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有一次，辽兴宗出去打猎，跟从他的人中有几十个被熊、虎咬死咬伤，萧韩家奴如实记载了这件事。辽兴宗看到后，命令他删去这个内容。萧韩家奴删去这个内容后，重又写上去。几天后，辽兴宗看到萧韩家奴的记载说：“史笔当如是。”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
辽朝受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早在辽太祖时，就设有“监修国史”的官职。从辽圣宗时起。仿照五代和宋朝，编修了“实录”。辽末天祚帝时，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完颜璟（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二人，最后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由陈大任最后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当时由于修史的所谓“义例”未定，主要是金朝继承哪一朝的“帝统”问题还未解决。所以陈大任辽史也没有经金朝批准刊行。到元修辽史时稿本已散佚无存。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
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佑、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的特点是列表较多，共有八表，仅次于《史记》和《汉书》。《辽史》的表多，减少了立传之繁，省却了许多篇幅，弥补了纪、志、传记载的不足。其中的《游幸》、《部族》、《属国》三表，是《辽史》的创新。通过列表，使读者对各部族、各属国的情况，以及与辽朝中央的关系，都一目了然。减省了不少笔墨。当然，表里记载的材料难免与纪、志、传中的重复，但列表多弥补了《辽史》过于简略的缺点，从而使“一代之事迹亦略备”。
在《辽史》的志书中，新创《营卫志》，记载了契丹营卫概况、各部族的建置和分布等；把《兵志》改为《兵卫志》，记述了辽的军事组织情况，包括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边境戍兵等等。这两种志书对了解和研究辽代的政治、军事和民族情况有很大帮助。
另外，《辽史》的最后有《国语解》一卷，对书中用契丹语记载的官制、宫卫、部族、地名等分别加以注释，为阅读《辽史》提供很大方便。不过译音有不少错误，后来清朝时敕撰的《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一不足。
近人说《辽史》“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此说不无道理。《辽史》同《宋史》一样成书也很仓促，而依据史料范围又比较狭窄，书中的缺陷确实是比较多的。《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元修辽史时，既没有认真搜集和考订史料，再加上纪、志、表、传之间相互检对也很不够，因此前后重复，史实错误、缺漏和自相矛盾之处很多。甚至把一件事当成两件事，一个人当成两个人或三个人。这种混乱现象在二十四史中是很突出的。但由于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
例如，天祚纪反映出，当辽朝对女真的战争节节失败的时候，汉族农民和各族人民纷纷起义，其中由安生儿、张高儿领导的起义军多达二十万人。又如营卫志、礼志提供了契丹部落的建置、分布，以及游牧民族风俗习惯的材料。地理志和百官志记录了当时的地理建置和农牧区统治机构的概况。本纪、部族表、属国表、二国外纪等部分还保存了一些研究契丹以外各族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参考资料。从辽史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草原上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人口的增加，逐步出现了一些农业聚落和城市。特别是先后建立的上京和中京，与南京（今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沟通了这一广阔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辽史》的缺陷虽多，《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
辽史于元顺帝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与金史同时刊刻，只印了一百部，这次的印本已经失传。明初修永乐大典引用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系用几种元末或明初翻刻本残本拼凑而成，虽有不少脱误，但也有许多胜于后出诸本的地方。明南监本源于百衲本所据的元本。北监本脱误与南监本同，且偶有误改。清乾隆殿本系据北监本校刻。道光殿本据四库本改译人名、官名等，有失原书面目。
清厉鹗《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摘录《辽史》原文为纲，参考他书条列于下，凡有异同，则分析考订，缀以按语，引用群书至三百余种，足备参考。杨复吉又以厉鹗未曾见到的《旧五代史》和《契丹国志》等征引未臻周备的资料作《辽史拾遗补》五卷，都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一）拾遗补阙。如厉鹗撰《辽史拾遗》24卷。该书广采博搜，征引书籍358种，或注或补，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虽未臻完善，有许多史料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郑麟趾《高丽史》等，厉鹗都未见过全本，但它还是给后来治辽史者以很大方便。梁启超说：“辽金元三史最为世诟病。清儒治辽史者莫勤于厉樊榭（鹗）之《辽史拾遗》二十四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4页，中国书店，1987年）。后来，杨复吉又撰《辽史拾遗补》5卷，采厉鄂未见书及散见他书中有关辽事400条，与厉书相辅流行。厉、杨两书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二）增补表志。补表有万斯同《辽大臣年表》、汪远孙《辽史纪年表》等。补艺文志尤多，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吴骞《四朝经籍志补》、厉鄂《辽史拾遗》补经籍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经籍志、倪灿和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附辽代部分、《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缪荃孙《辽艺文志》等，分别含有或专补辽艺文。
（三）纪事本末体史书编撰。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40卷。分正文与考异两部分。正文以《辽史》为主，参之以五代与宋、金诸史及各传记，“区别条流，各从其类”；考异占全书大半，凡与他史及各传记事有异同，词有详细，兼仿裴松之补注《三国志》及胡三省之注《通鉴》，并取司马光所著《考异》30卷散入各条例，分载每条之下。本书对人名、地名、职官、年代等多所考证，征引书目达600多种。有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刻本。
（四）诗文辑录。由于辽代“书禁甚严”，所印书籍不许流至境外，“传入中国（指北宋）者法皆死”（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五），加之以后的散佚，所以辽人著作流传下来者甚少。因此辽人诗文辑录工作受到学者的关注。清周春撰《辽诗话》1卷，后来增补为2卷，定名为《增订辽诗话》（1797年）。书中除收录辽人诗作外，还有宋人使辽诗以及后人咏辽代遗迹的诗。光绪中叶，缪荃孙辑《辽文存》6卷，所收资料以金石碑刻居多。
先谈关于《辽史》补正、校勘和辽人著作辑录。
进入本世纪以来，有关这方面的撰述相继问世。有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5卷，这应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辽史》考订之作。是书“于辽五京州县山川悉为考核，标明今之某处，凡舛错者逐一驳正，疑者阙之”。此外，将四捺钵，五国部，南北各三关，散见于纪、志、传中者为《辽地附录》二篇，《天祚播迁处考》、《西辽地考》各一篇，并附于书后。本书以《辽史》正文为本体，中加小字，详为考证。丁谦《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1卷（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就百官志中所标王府者，计四十余国为主，有遗采他条补之”。吴廷燮《辽方镇年表》，为氏所著《历代方镇年表》之一卷。黄任恒《辽代年表》1卷（1915年），以辽为主，与“中国”（五代、宋）、西夏、高丽纪年相对照。谭其骧《辽史地理志补正》、《辽史订补三种》（《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二集，1942年），后者包括“订正皇子表”、“补皇子传”、“订正皇族表”三日。罗继祖《辽汉臣世系年表》1卷（1937年）。作者因《辽史》中“汉臣有传者仅二十余人，漏略滋多”，于是采摭有关史书、文集，编成此表，“凡得族三十有九，得姓二十有五”。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5卷（有中华书局1958年本）。因《金史》有交聘表而《辽史》无之，作者乃“钩核群籍，缀补阙遗，以备研史者考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史语所集刊》14本，1949年；后收入《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主要据李焘《长编》，参照《辽史》、《宋会要》、《宋史》以及宋人笔记文集等，编成此表，并有“附考”及“使名索引”。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1卷、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1卷等，是继前人所作有关辽代艺文志的补残缀拾之作。尤其是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将以前诸家所有，悉皆标注，又补30余种，统加考证，并附“宋金人谈辽事书目”及清人谈辽书目凡26种，与以前同类补志相比最为完备。后收入《辽海丛书》第6集。陈汉章《辽史索隐》8卷（缀学堂丛书初集本，1936年；中华书局本，1960年），作者“采摭故典，探求异闻”，“探颐索隐”，将有关纪事系于《辽史》纪、志、传文之下。此书重在考证地理。
《辽史》校勘成果可观，是本时期辽史学取得进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辽史》的缺略、讹误勘称二十四史之最。对于《辽史》的缺略，如前所述，从清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为之拾补；而对其讹误的校勘，到本世纪才有较大进展。主要有：冯家升《辽史初校》。冯氏自1931年秋起，遍阅所能见到的《辽史》各种版本，凡23种，历时2年，撰成《辽史初校》。以同文书局本为底本，以“百衲”、“南监”、北监”各本互校。此书后来收入《〈辽史〉误证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罗继祖《辽史校勘记》8卷。作者在序中指出，《辽史》“缪戾非偻指所可计”，撮其要者约为四端：一曰姓名之异，二曰名字互称致称歧误，三曰记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参以元刊及明南北监本校之。此书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张元济《辽史校勘记》（稿本）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著述。此外，冯家升《〈辽史〉与〈金史〉〈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史学年报》2卷1期，1934年；后收入《冯家升论著辑粹》），傅乐焕《辽史复文举例》（收入《辽史丛考》），也属《辽史》校勘方面的著作。这些校勘成果，为后来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所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