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在十八、九岁时便写成了一本具有独特风格的著作酌古论（按这是后来龚自珍早年四论的先例），在其中他和宣扬古老的僵死教条以及空谈“明心见性”的思辨哲学相反，而是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从而归纳出一些古为今用的教训，以指导实际。他曾这样说明他写作这些论文的目的：
“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而为二。文士专铅椠，武夫事剑楯，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反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论”（文集卷五酌古论序）。
陈亮从中世纪一般对文武的看法解放出来，作出新的规定，文以处世之才为标准，武以料敌之智为标准，才智运用于实际得到了检证，才算真才智，而不能只从名义的形式来判断才智。他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文”和“武”相结合的人才，才饱读了史书和兵书，并从其中总结出前人在军事斗争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作为“中兴”、“复仇”事业的借鉴（这即是他所说的“酌”字的含义）。这样一种把历史研究和实际事功相结合的观点，是异常宝贵的，它和中世纪思辨哲学的空谈是对立的。
陈亮在酌古论中评论了十九位历史人物，即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苻坚、韩信、薛公、邓禹、马援、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崔浩、李靖、封常清、马燧、李愬、桑维翰。陈亮并不是对这些人物的各个方面都加以评价，而是只就他们的军事活动来进行分析与总结。
《酌古论》序
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而为二。文士专铅椠①，武夫事剑楯，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
吾鄙人也，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反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②，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论。
译文：
文武之道是统一的，不过后来的人误解而分开了。文人只会写写画画，武士只会打打杀杀，互相耻笑，以求超过对方。如果天下太平，那么文人发挥的作用更大，如果社会动荡，那么武士发挥的作用更大，文人武士各有各的长处，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用处，难道二者最终不能合起来吗？我认为文人不是只会写写文章，一定有处理事务的才能，武士不是只会弄弄刀枪，一定有预料敌情的智慧。才能与智慧的存在，应该一致啊。后人认为的文人武士，只是从名称上说的！
我是一个粗鄙的人，行军打仗，不是我所熟悉，写文章，又非我所专长，我独自喜欢研究王道谋略，对战争的有利或有害，很有独自的心得，所以能够从史书中窥视到英雄缺乏才智的地方，英雄具备才智，但前人未能分辨的事例，就从中评论或著述出来，使（历代治国用兵的）成败得失更明显，这既可以观赏，又可以学习，还可引以为戒，用在大的方面可以兴国，用在小的方面可以对敌，（无论是兴国还是对敌）都可以从中探究、参酌，学习借鉴。因此把它命名为酌古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