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又是孔老先生的话，小小景仰一下下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近现代以来，一直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说，国家统治人民，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这句话在现在看来，绝对很明显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一直在玩弄的愚民权术，小老百姓嘛，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干什么？最好都是昏昏噩噩，只知道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庸庸碌碌一辈子！这句训诫不可谓不恶毒，它被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小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抹杀了多少真理与人民的创造性。
但同时，我们的问题就来了，这样的一条愚民之术，真是孔子这位致力于教化人民的教育家的本意吗？
我们知道，在春秋时代的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后人要研读那时候的文章，便要再经过一个“句断”的过程，即是根据上下文意思自己在句子的适当地方加上标点和停顿，这样才能得出一句句意通顺而连贯的话。在这里插一句，孔子的文章为什么被后人引用得非常多呢？这其一当然是孔子本身的名望使然，其二，则是因为他的语录涵盖的范围非常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后来的人无论是谁，抱着什么目的，都可以从孔子的话中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相关部分，再加以自己个人倾向的理解和句断，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比方说现在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前文来看，我们孔老先生前边一直在讨论诗礼乐这三种东东的教育问题，可怎么后边一下子就变成去教帝王权术的训诫了呢？
原来，这又是后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刻意在句子的中间用一个不恰当的“句断”使这句话产生了歧义的缘故。我们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很容易就能得出这句话正确的分句方法：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的整句话就是说，诗、礼、乐这三样东西是教育民众的基础，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礼乐，好，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人民还玩不来这些东东，我们就要去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些东西。”你看，这才是“有教无类”的大教育家孔老先生的本意嘛。好好的一句话，硬是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混蛋生生地坳成了孔子要愚弄人民，要阻挠人民知书答理寻求知识的愚民之术。
其二，是说，处在统治地位的人来指导民众，有时只能让民众听从统治者的指挥而行事，不能让民众都完全了解统治者所指挥的用意所在。（“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此释疑是钱穆先生在其《论语新解》中的原文）
钱穆先生在其《论语新解》当中认为：
上章言教化（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本章言行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易传》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都与这一章节的含义有所阐发。民众的性情都是善的，故可以“使由”。
民众并不完全都是明白事理，其普遍的智商是在中人及中人以下的，所以有“不可使知”的说法。若统治者每每行事，都要在“使民由之”之前，必定先要家喻户晓，时刻致力于用语言文字，让民众知晓行事的意义，不仅仅是收效甚微，同时也会让民众的思想混乱，不知如何取舍，导致社会混乱，事故频繁。
所以说教化、诗、礼乐，要点在“使由”。让民众如此行事，而民众不知道为何如此行事，，自然而然的深入，民众终就会认识到如此行事的缘故。不先然民众行事，而先是致力于让民众知道为何如此行事，民众所认识到的所谓“意义或理念”终究不真实，却又会相互间由此而引发欺骗、伪诈。
《易传》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是说不能让民众知道（行事的意义），而是谋求民众听从指挥，才有这种“变通神化”之用处。
近现代有人怀疑《论语》的这一章节是说孔子主张愚民政策，便于统治者专制，这也是孔子之所以有“不可使知”之感叹！
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如果人民的行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他们的做法；如果人民的行为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所犯的错。或者是老百姓如果理解（统治者政策），就让他们去执行；如果不理解，就让他们知道（后再去执行）。
如果孔子的本意不是如此，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为什么又四处奔走宣扬自己的思想呢。当然，孔子的所作所为也有迎合统治者的因素在内，但是不可否认孔子对那个时期人们的教育是一种启蒙民智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