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的崇高理想很快就消磨殆尽了，不久，就从无所不包、范围广泛的世界情感变成了一种向往小巧和舒适的感伤，从博大的自然视野变成了悠闲自得的田园诗，从浪漫派变成了“比德迈”，也就是那种坦诚而平庸的小市民。在德国，1815年以后的政治形势使得政治积极性变得麻木不仁，人们倾向于听天由命，惧怕公众舆论，发现了家庭舒适的魅力，沉湎在“美好旧时代”的迷梦之中。“比德迈”这个名称起源于一个假名，是两位慕尼黑作家发表其讽刺小资产阶级社会的诗篇时使用的笔名。后来，“比德迈时期”成了专指 1815年至 1848年这个“复辟时期”的一个确定的文化史概念。在这个时期里，梅特涅曾打算建立一个新的专制国家来确保欧洲的和平。
但是，1848年的三月革命表明，这个坦诚的比德迈形象只不过是走了样的老一套。在安定和秩序的外表后面，反对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抵抗继续存在。这场革命作为强烈的政治意愿表达而确切无误地得到的东西，也就是那个“第三等级”，即1789年以来业已成熟的资产阶级的解放，早在1815年至 1848年间的资产阶级文化中就预告过了。在造型艺术和建筑艺术领域，尤其是在室内装修和时装方面，出现了新的独特的资产阶级表现形式，初次显示了另外一种可以取代贵族文化原有形式的明确可能性。
当门采尔认识到，一个简朴的带阳台的房间（图235）在一种无意识的未加整理的状况下值得描绘，并且让这个日常生活的题材通过大量涌入的光线而引起注意时，这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新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内在价值。
瓦尔德米勒的《家庭》（图234）也表明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自信。一家人面对艺术家，远离比德迈风格的田园诗或小市民的处境，站在一幅被客观描绘的景色之前。色彩缺少浪漫主义画家那种巴结讨好的热情，但也缺少古典主义画家那种英雄主义的象征力量。可正是在这种冷静中，他们显得舒适、自然和清新，摆脱了一切傲慢自负的思想累赘。在儿子们与父亲、女儿们与母亲的编组之中，瓦尔德米勒见到的是一种自然的状况，而不是一种更深的含义。一个个家庭成员，从父亲直立的形象到那个小婴儿，画家都给予了充分的自由。他们不需要什么人格化的想法，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人。
那个时代的时装也是由同样的新的资产阶级思想发展起来的。朴素的长裤和宽大的礼服使得男士们外表既体面又引人注目。他们的服装包括坎肩和领带在内仍然是无装饰的。女士的服装则大量采用褶裥、荷叶边、饰带、蝴蝶结和假花，创造出一种妩媚的装饰性。女士在家里戴女式小帽，在街上戴前面有宽边并且在下巴系带子的女帽。19世纪20年代，不再时兴帝国时期那种把腰身移高的裙子，而是重新流行细腰裙以及紧身胸衣。为了显得特别苗条，把肩线放长了，而且先是采用灯笼袖，后来又采用靠鲸骨褡鼓胀起来的羊腿袖（图234）。袒领在低低的袖缝处开始，大多围镶着一个领状花边。穿在年轻姑娘身上的钟式裙，露出长及脚踝、镶了花边的长裤，里面靠好几层白色的衬裙撑起。
家具结构简洁，显示出它们源于法兰西第一帝国风格，按照新的市民文化涵义被简化成家庭所需要的简朴与舒适，而这种文化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之后也不得不简朴。一直到 1830年前后，家具主要是采用本地的木料，如樱桃木和梨木，因而特别轻巧。那时是小家具、缝纫桌、壁架或花案的时代（图237）。室内观赏植物尤其成了比德迈风格的家庭生活的一个温馨的标志。正像女式服装那样，家具又流行起大弧形和圆形来。椅子和沙发（图235）外形优雅，并且不损害功能的简便。
大弧形的线条走向可以归结为三种结构坚实的古典主义样式。一种是钟琴式（图237），这是罗伯特·亚当斯在英国采用过的；还有鹅颈式（图235），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在比德迈风格椅子的弧形椅腿和靠背上；最后是圆角式（图238），用在沙发上总是由一个螺旋饰引出，并且确定了沙发脚和侧靠手的弧形。
与帝国风格相比，花纹装饰颇为俭朴。主要由贴面板生动活泼的木纹决定外观的花饰。镀金的青铜饰片只还在功能所要求的地方出现，例如锁孔的简单装饰，以便保护那儿被磨光的木料，或者，如抽屉与柜门上拉环的托架（图236、图237）。比德迈风格的家具要感谢这种与高度实用的能力结合在一起的简朴装饰（图236），它们因而一直到今天仍受到重视，尤其是由于它们尺寸小和雅致，很适合家具布置的现代化居室。
